论从知识论的转向到新本体论的回归.docVIP

论从知识论的转向到新本体论的回归 　　“所有国家对民族志的理解都是一样的。它是[社会人类学〕研究的初级阶段:观察和描写，田野工作((fieldwork)”o①然而，民族志并非一成不变，它得到过不同国家不同学者的不同定义，总体形貌又有过数度改变。与过去一样，当下民族志有着它的时代特征，而关于这一特征为何，身处其中的学者有各自的解释。如后文将重点解释的，当下越来越多学者将这一特征形容为“本体论转向”。②在本文中，笔者以这些特征的由来为线条，③素描出当下民族志形态的历史样貌，同时对这一形态进行具有自我倾向的评论。 　　一、民族志:一种人文科学方法的出现 　　在欧亚大陆这个广阔的地域中，在诸古代文明板块(尤其是印欧，特别是欧洲，以及闪米特一阿拉伯、华夏)上，相近于民族志的“文类”，早在上古时期就与博物志一道出现了;之后，这些文明板块所涌现的旅行记(含与远征有关的记述及诸如朝圣行纪之类的记述)、方国一贡物志也带有后人说的民族志色彩。然而，民族志却特指一种人文科学方法，它的名号是近代学者据古希腊文综合改造而成的，用以形容一种近代史上再创造出来的“认识”与“文类”。民族志既指研究的过程(田野工作)，又指研究的成果(作为志书的民族志)。 　　作为人文科学方法的民族志，有了相当科学性的早期实践，出现于19世纪中后期。此前，启蒙运动给欧洲带来文明和进步的观念，随后，德国出现文化论，法国出现关于进步的“科学研究”，英国出现诸多文明论述，圣经学者对创世纪作出了新解释。在19世纪中后期，不少传教士对民族学间题产生兴趣，而民间古物之研究也演变为民俗学，接近体质人类学的论述也得以提出。在英国等欧洲国家的海外殖民地，出现了民族志类的记述，进化论思想得以系统论述与传播。在这种思想背景之下，“蛮荒中人”与欧洲“文明人”之间到底属于祖孙关系还是属于异一己关系，再度得到关注。 　　对于19世纪的人类学(正是在这门学科下，民族志得以系统阐述)，人们的主要批评是，那时的代表之作都是根据探险家、商人、传教士、移民等所写的“业余民族志”和史料写就的，人类学家自己是书斋中的学者，不做民族志研究，也不写民族志。这些代表之作，如泰勒(EdwardBurnett Tylor)的《原始文化》、弗雷泽(James George Frazer)的《金枝))及摩尔根(Lewis HenryMorgan)的《古代社会》，体现了古典人类学家的这些“性格特点”。然而，如一位民族志史研究者指出的，19世纪还是存在着不少民族志研究:40年代末到50年代初摩尔根对易洛魁人的研究，80年代库兴(Frank Kushing)对祖尼人的探究、波亚士(Franz Boas)对因纽特狩猎一采集人的研究，90年代斯宾塞(Baldwin Spencer)对于澳大利亚土著的研究，及19世纪末20世纪初里弗斯(W. H. R. Rivers)对于托达人的研究。②这些古典人类学家的民族志研究，各有所长:摩尔根擅长对社会组织、仪式、政治、社会变迁的观察，且最早具有参与观察的精神;库兴最早用土著语言展开调查，且重视土著宇宙论调查;波亚士田野工作比较肤浅些，但在搜集故事和文献方面，功夫极深;里弗斯对于亲属关系谱系的研究法则形成了富有启发的经验。 　　“做民族志”似乎始终是人类学家的理想。19世纪人类学兴起之初，一些人类学家已基于田野研究书写了一批重要的民族志;尽管泰勒和弗雷泽没有机会做民族志，但在19世纪70年代积极为英国民族志调查手册的设计出谋划策，③也积极鼓励学生从事民族志田野工作。二战后，美苏“第一世界”地位居高不下，势力与观念形态之地理覆盖面随之推展。在美国，民族志在文化人类学之下工作，在苏联，则在民族学中工作，有各自的研究“地盘，i在其“地盘”的覆盖范围内，被研究民族已渐次建成“民族国家”(第三世界的新国家，)，他们为了国族建设，已经培育出研究自己社会的民族志工作者..而两个超级大国的民族志研究者，则主要还是在“他者”中进行研究。由于“冷战”，位于第三世界的众多田野调查地点，对外来学者关门，使身处“第二世界”的优秀人类学家丧失了从事实地民族志研究的机会。但也正是由于这一遗憾，英法人类学家获得了开拓民族志新视野的机遇，他们有的通过民族志素材的综合比较提出新见解(如牛津大学和曼城学派人类学家的比较政治制度研究和“冲突理论”，④及法国列维一斯特劳斯的结构人类学⑤)，有的对民族志的做法提出新的看法(如剑桥大学利奇提出的“过程理论”⑥)。与此同时，第一世界两个超级大国的“冷战”，激发了文化人类学与民族学之间的相互观望和刺激。在苏联社会科学研究者致力于批判地梳理“资产阶级民族学”的线索之同时，美国人类学界出现了受苏联民族学启发而致力于复兴进化人类学的重要努力，在这些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