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过度威慑效应下非法集资行为治理策略的优化.docVIP

论过度威慑效应下非法集资行为治理策略的优化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以市场为中心的经济体制的建立以及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不计其数的中小企业正以雨后春笋般的姿态在中国大地上不断涌现。然而，由于这些企业在日常经营管理中普遍存在结构不合理、管理不规范以及缺乏足够担保等诸多不良情况，使得它们难以从国有金融机构处通过正规渠道获得企业赖以发展的充足资金。各种形式、花样繁多的集资活动便在民间大规模地铺陈开展。而正是因为上述不良因素的存在，风险与危机的暗流不时涌动。集资过程往往充斥着隐瞒、欺骗以及盲目乐观的不利情绪，企业集资后非理性的经营方式亦大大增加了经营失利、血本无归之惨痛局面出现的可能性，由此引发的地区性社会震荡时有发生。 　　有鉴于此，我国现行刑法专门增设“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将其规定于“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一节中，使之成为悬在民间集资者头上的一把利剑。综观十多年来的司法实践，作为打击非法集资行为各罪中适用率最高、应用面最广的罪名。一般认为，现行刑法中规制非法集资行为的罪名有三类: 第176 条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第179 条擅自发行股票、公司、企业债券罪以及第192 条集资诈骗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由于其条文设置笼统模糊，规制面较宽，事实上发挥着“兜底性”作用。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对规范金融秩序、促进经济健康发展曾发挥了积极重要的作用，然而，随之引发的一系列问题亦不容忽视。 　　事实上，根据刑法第176 条的规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系指“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扰乱金融秩序”的行为。应当承认，上述条文规定得既模糊又笼统--法律并未清楚交代究竟何种“吸收公众存款行为”( 或者说民间集资行为)是非法的，这使得该罪的规制对象难以为司法人员所准确把握。鉴于该罪之罪名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而非“非法集资罪”，有学者主张应对该罪之“扰乱金融秩序”作限缩解释，认为只有当行为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用于进行货币资本的经营时( 如发放贷款) ，才能认定为扰乱金融秩序。如此，一方面，实践中几乎所有面向不特定对象进行的民间集资行为都可能构成此罪而使集资者面临坐牢的危险。严厉的法律后果与较宽泛的罪状设计，使得该罪似乎成为苛严刑罚手段对金融领域粗糙干涉的典型代表--尤其在“吴英案”中，此问题为学界与媒体所普遍诟病。另一方面，现实生活中又确确实实大量存在完全符合上述法条规定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行为，却并未都“依法”得到应有处置--对有关行为的定罪惩罚事实上是以较低的概率或然地被实施的。须特别指出的是，当前司法界对该罪之主体、行为方式、行为内容等诸多方面尚缺乏必要共识。事实上造成实践中几乎所有面向不特定对象进行的民间集资行为都可以据此定罪。虽然，司法的判案过程必然受到个案具体情况之多种因素的交互影响--就个案来看，处断结果似乎带有选择性。但从宏观上审视，司法者并非在统一明确的“严”或“宽”的两种标准之间据局势之特定需要进行选择。 　　宏观地看，对此类行为的处断结果事实上带有或然性而非选择性。 　　对此，我们亟须反思: 就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而言，上述模糊笼统的罪状规定究竟是否有助于抑制现实中形形色色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行为? 立法与司法的严重脱节是否说明该条文所要求抑制的行为已经远远超出当前有限司法资源所能够处理的范围? 并且，上述或然性惩罚因素的存在是否于法有据且合乎情理? 那么，据中国当下之国情--社会治安普遍较差、司法机关任务繁重且办案资源相对匮乏、行政机关相对庞大且资源丰富，对民间集资行为的法律治理应当以何种路径展开才既利于维持社会稳定又助于促进经济发展? 　　二、法之不完备性与笼统设罪 　　欲回答上述问题，须首先弄清为何立法者要将该罪之条文设置得简陋模糊。其实，出于简洁直观的需要，刑法条文一般力求以尽可能简洁的文字语词来表述欲规制之行为特征。例如，我国刑法第232 条对故意杀人罪的规定为“故意杀人的，处死刑……”--仅仅五个字“故意杀人的”就完成了对杀人行为的明确描述。实践中对该条文的理解与适用也少有困惑。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类似杀人、伤害、抢劫、盗窃这样的行为，在人类文明的各个阶段都以基本相同的样态不断地重复发生，以至于任何稍受教育、头脑清晰的人都能大致准确地做出判断。此情况下，立法对行为特征连篇累牍式的细致规定实无必要、只显多余。 　　但是，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简单地规定为“非法吸收或变相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行为，却并非基于上述理由，而主要是因为，立法者在制定刑法条文时实际上并不清楚需要被刑法规制的具体行为究竟有哪些。事实上，对于民间集资这一改革开放后才蓬勃涌现的新型社会现象，要求立法者在条文制定时便对将来所有需规制行为准确规定并清楚罗列，这根本是无可能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