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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布克案后美国量刑改革的新变化及其启示 　　一、前言 　　1987 年强制施行的美国联邦量刑指南所采取的量刑模式是双轨制，即法定量刑情节走定量路线，酌定量刑情节走偏离指南路线。然而，在强制生效期间，由于联邦量刑指南过于侧重量刑规则和标准的数据化、格式化，致司法自由裁量权严重受限，量刑“偏离指南”的机会大大降低，造成酌定量刑情节得不到合理运用。双轨制模式由此严重偏向定量化，量刑因此失去了应有的能动性与灵活性，难以充分体现量刑个别化，乃至引发诸多问题。2005 年，联邦量刑指南在强制实施18 年后，因布克案被联邦最高法院宣布强制性规范无效。于是，与美国模范刑法典一样，联邦量刑指南成为法院量刑时参考依据而无强制力。布克案后，联邦量刑虽然摆脱了量化模式的强制约束，却没有回归肆意自由裁量的传统量刑模式。自布克案被宣布强制性无效至今已历经10 年，作为参考的联邦量刑指南的命运究竟如何? 美国的量刑改革究竟发生了哪些变化? 这将是本文研究的重点。 　　近年来，为了防止量刑偏差与不公，实现量刑均衡与一致，我国各级审判机关大力推进量刑规范化改革。为此，最高人民法院颁布了《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 以下简称《指导意见》) 并于2014 年在全国全面推行。从《指导意见》对14 种常见量刑情节的适用以百分比的形式明确量刑尺度，以及对15种常见犯罪量刑的具体规制来看，显然具有一定的量化特征。事实上，《指导意见》所确定的量刑模式也属于双轨制: 一方面，《指导意见》对某些量刑情节和常见犯罪的量刑采取量化、数据化方式确定量刑标准，以限制司法自由裁量权，防止量刑偏差; 另一方面，《指导意见》还明确规定“量刑要客观、全面把握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和治安形势的变化”，强调量刑“确保裁判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为司法自由裁量权与酌定量刑情节的运用留下了充分余地。与美国联邦量刑指南相比，《指导意见》在量刑的方式方法、规则和标准的设计等方面有所不同。 　　由于《指导意见》与美国量刑指南存在一些相似之处，加之人们对其试行的情况并非没有异议，因而研究布克案后美国量刑改革的新变化，了解美国理论界与实务界对联邦量刑指南的反思与改进，弄清当前美国量刑改革的目标和方向，对我国尚处于初始阶段的量刑改革来说，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 　　二、联邦量刑指南的强制性失效与美国量刑改革的趋势 　　( 一) 布克案与联邦量刑指南的强制性失效 　　联邦量刑指南( The Federal Sentencing Guidelines)强制施行后招致不少批评，甚至在司法实践中也出现过背离联邦量刑指南裁判的案例，但这些并没有对之造成根本冲击。一般认为，联邦量刑指南由强制性规范改为参考性规范的标志案例有三: 阿普伦迪案( Apprendi v. New Jersey) 、布莱克利案( Blakely v.Washington) 和布克案( United States v. Booker) 。阿普伦迪案①之前，法官采用特定事实只需具备优势证据( Preponderance of the Evidence) ，便可增加刑期。在阿普伦迪案中，联邦最高法院认为，根据优势证据采信特定事实增加刑期，违反宪法规定的排除合理怀疑( Beyond a Reasonable Doubt) 规则，从而开启了对量刑指南进行合宪性审查的先例，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阿普伦迪案要求陪审团发现的每一件在法定最高刑之上增加刑期的事实必须超越合理怀疑，毫无疑问对刑事司法制度产生了直接影响。” 不过，阿普伦迪案并没有动摇量刑指南的根基: 首先，即便是支持阿普伦迪诉求的法官，也不认为量刑指南违宪。“阿普伦迪案各位法官对此事表达了不同意见，没有法官明确表示量刑指南是违宪的。”其次，阿普伦迪案中的违宪问题仅仅局限在案件本身，没有扩展到其他案件中，这使得法院有理由进行个别的、狭隘的解读。“鉴于阿普伦迪案的潜在影响将会给地方、州以及联邦层面上的刑事量刑带来广泛的影响，法院将会继续就阿普伦迪案作出狭隘的解释，因为目前尚不清楚最高法院计划拓展他们的决定至何种程度。”再次，阿普伦迪案未能有效解决许多重要问题，如强制性最低刑期( Mandatory Minimum Sentences)涉及的违宪问题等。“阿普伦迪也没有回答法官发现的造就强制性最低刑期因素必须由陪审团证实，以及这种事实是否需要超越合理怀疑。” 布莱克利案②主要涉及的也是对事实要素的合宪性审查问题，但其意义显然与阿普伦迪案不同。“布莱克利案被广泛地认为预示着联邦量刑指南的死亡和如何取代它们的生动辩论的放开。”如果说阿普伦迪案的影响只限于个案的话，那么布莱克利案的影响则是全面而巨大的。其意义主要有二: 一是明确了任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