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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述中国崛起时代如何重新思考现代性 　　现代性与前现代的各文明之间的普遍与特殊，或不如说一与多的关系，是现代思想兴起后的老问题了。此问题不断被提出，这恰恰意味着，人们还没有形成共同的不移之见。本文不拟为众说纷纭再增新议，而是更倾向于，在直接正面解答这个问题之前，对问题的形态、背景和相应的诸方法论做一宏观的观察。这或者有助于做出较成熟的权衡和抉择。现代性之一与多的关系，对于现代性在其中最初显露与成熟的文明来说，似乎是不成问题的。对于通过对外关系(无论经贸、外交、战争等)被动卷人另一文明之扩张过程的诸文明来说，这却构成了首要的思想问题。 　　在那里，现代化的压力与处境，表现为“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更意味着对本位文明本身的“挑战”。因此“挑战一回应”模式不仅运用于中国，而且似乎也为一切前现代文明的非原发的现代化历程提供了基本的叙述框架。由于西方文明首先孕育和发展了现代性，而其他文明被迫但是无可避免地卷人了全球现代化的历史过程中，那么可想而知，其他文明与西方文明的关系似乎不仅是特殊文明之间的关系，而且是特殊与普遍之间的关系，或至少是学生和老师、模仿与原型的关系。近代以来中国思想的基本脉络-所谓古今中西问题，实际上可以追溯到一切前现代文明面对扩张的西方的共同焦虑。1)这一焦虑的根本，在于以下两个判断:西方文明不仅是某一特殊文明，而同时是现代文明。现代文明是一切人类文明的共同归宿。因此，西方是现代的起源，也是其他文明的目的。所有其他文明的历史，都只是现代性之史前史。用现代性作为衡量标准，处于史前史的“文明”，其实是“野蛮”而已。 　　这一历史观的背景是现代文明的全球扩张。巧世纪以来，现代文明就处于一种增长和扩张之中。直到19世纪末，主要在19世纪，殖民主义时期的现代文明才开始越过西方文明的界限，把贸易之外的东西(即由政治、法律、社会、文化等体现的现代“文明”内容)送到了非西方文明之中。所谓现代文明与诸前现代文明的问题，所谓“挑战一回应”模式，即属于现代文明的世界性扩张的题中应有之义。 　　当前，现代文明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张仍未结束。然而，在某些重要的方面，情况有了改变。自巧世纪以来，西方文明从未像现在这样，不再垄断现代文明扩张的动力源泉。如果说，现代文明的世界性扩张曾为非西方文明带来了严重的文明”挑战”，那么20世纪末以来，它同样为西方文明带来了严重的危机。这种危机在冷战结束后一度表现为胜利者的孤独茫然，表现为无聊沉闷的历史终结感。但在今天，随着中国和其他非西方文明的崛起，它更多地表现为对丧失现代文明扩张主导权的焦虑。 　　形势的变化促使我们重新反省“挑战一回应”模式，努力换一种方式思考现代文明的一问题。在这个方向上，本文尝试提出一个主要观点，即将现代文明、西方文明、资本主义三者当作彼此交叠但不重合的历史范畴。这三个范畴的错位处，就是我们必须高度重视的、头等重大的世界历史时刻。非西方文明或社会主义理想所期待的光荣时刻，正是现代文明与西方文明的错开时刻，或现代文明与资本主义的错开时刻。而非西方文明面对现代化压力的特殊性焦虑，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源于对此三个历史范畴的重合式理解。篇幅不允许给出系统的论证，这里仅提出以下几条意见。 　　首先，显而易见的是，西方文明并不等于现代文明。西方文明有它自己的古今问题。无论西方思想家将现代性追溯到古代西方文明中的哪些要素(例如海德格尔追溯到技术，韦伯追溯到合理性，施特劳斯追溯到自然与律法、哲学与城邦的关系等)，仅仅这些要素不等于现代性。它必须在其他历史条件下，才能作为现代性的要素起作用。在马克思那里，资本主义的兴起是决定性的。在韦伯那里，新教传统占据了同样重要的地位。另一方面，西方文明传统中，也有克制这些要素的力量。西方文明本身之于现代文明，也是一个特殊文明。现代性起源于西方文明，这并不意味着，它同样会终结于西方文明。中国与印度的崛起为现代性的结局提供了更多的想象空间。与其将西方文明整体上等同于现代文明加以崇拜或者批判，不如致力于研究现代性本身是如何孕育和脱胎于西方文明之内的。 　　其次，不那么显而易见的是，那些踏上现代化道路的“特殊文明”，其多重传统中同样具有某些潜在因素，可使其现代化免于被动的“回应”模式。在概括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来历与前景时，深受韦伯影响的学者们乐于寻找儒教与资本主义或者社会主义的对接之处。甚至福山也在追溯中国崛起的历史渊源时指出，秦汉以来中国政府的治理传统中有着强大的现代要素。平心而论，中国政治制度中后封建的绝对主义皇权特征、皇权之下的非贵族官僚制度、平民精英的教育/选拔程序以及儒家传统中的温和理性色彩(非宗教神学色彩)甚至革命改制学说等都是非常现代的。在西欧，这些东西要到文艺复兴之后，乃至1g. 19世纪才逐步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