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中国典籍外译- “超额翻译”与“欠额翻译”.docVIP

谈中国典籍外译: “超额翻译”与“欠额翻译” 　　0 引言 　　浩如烟海的中国典籍，是中国传统文化乃至世界精神文化绵长悠久的优秀沉淀，经典之谓经典，在于它们凝聚着人类精神和民族智慧，存在着历久而弥新的永恒价值。自传教士以来，文学经典的译介就开启了“中学西传”与“西学东渐”的传经送道之旅，中国文学典籍的译介不仅是经典作品文字间的转换，而且还受跨语言、跨文化和跨民族的传播途径、意识形态与心理接受等一系列翻译活动外部因素综合作用的影响。因此，翻译方法和策略的选择应用能否在历史时代和文化语境的制约中、在译入语文化和经典意义建构中游刃穿梭显得尤为重要。广东弹词木鱼书《花笺记》自明末清初问世以来，就因情景紧凑、引人入胜的情调以及委婉缠绵、伤春怨梦的语调，颇受老少妇孺的喜爱，被冠以“第八才子书”的美称。 　　1824 年英国人汤姆斯以“诗歌”英译的《ChineseCourtship》，迈出了《花笺记》文学译介西行欧洲的第一步，而后语言天才包令以“小说”英译的《The Flowery Scroll》，让这部叨陪末座、屈居下品的民间唱本在海外声名鹊起，尤其是在德国诗人歌德赞其是“一部伟大的诗篇”之后，更是延续了《花笺记》经典的生命。 　　1 经典的译介与流变: 超额与欠额之因 　　文化典籍是民族语言和文化的智慧载体，是思想价值和艺术成就的高度凝练。文化典籍跨越时空和地域，富有恒久魅力，因而在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中得以永生。如何以辩证的眼光，开拓的精神再现中华民族的文化精髓，对外延续文化典籍的生命，传承与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是每个译者义不容辞的责任。自19 世纪以来，外国汉学家就开始了中国典籍的英译，从1812 年西方传教士马礼逊翻译出版中国的《三字经》( The Three -Character - classic) 、《太上老君》( Account of the Sect TAO - SZU) 开始到英国汉学家戴维·霍克思《石头记》( The Story of the Stone) ( 即《红楼梦》) 全译本的出现，见证了西方译者对中国典籍选译、摘译、编译和全译的整个过程。纵观中西典籍英译发展历程，有几个重要方面: 第一，西方学者典籍英译的历史已有400 多年，但中国学者自觉的译介活动不过百年之余，国家目前迫切需要通过文学翻译项目工程，如“中国文学百部精品对外译介工程”、“中国文学海外传播工程”迫使典籍走出国门，让文化成为软实力，增强中国话语权; 第二，中西方的译介规模呈现出从最初零星的选译到现在有组织、有规模的典籍全译的趋势，在深度和广度上也不断发展，说明翻译在世界文明的交流与碰撞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有助于构建融通中外的话语体系; 第三，尽管中西译介活动在理论和实践方面均有探索，但中国文学与英美文学巨大的翻译“逆差”令人堪忧，中国内地作家的译介作品出版数量低，销量也低，即使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的图书销量在欧美市场也不足三千册。基于如上分析，我国学者还应对经典的译介与流变做大量研究，从文化、认知、诠释、方法论等角度对中国典籍英译及其在西方世界的接受程度，以及典籍英译的标准、原则及策略方面提出建设性的意见。英国学者彼得·纽马克于1976 年在《Approachto Translation》一书中提出“超额翻译”与“欠额翻译”，他对翻译中不可避免的这两类现象做出描述，但对判定标准却并未提及。学者们普遍认为是译语复制源语时，语义信息和文化背景在信息转换时不对等后出现的“超额”与“欠额”。具体来说，译语的信息量超过源语信息量时，就会出现超额翻译，当译语的信息量低于源语的信息量时，则出现欠额翻译。翻译在本质上是一种信息加工的过程，以信息量的增减判定超额翻译与欠额翻译的标准具有可行性。事实上，由于中西方语言文化的差异，英汉语之间完全等值的翻译是不存在的，总会出现译文承载信息多于或少于原文信息量的情况。典籍的译介作为一种文化推介、弘扬文明的活动，其本质上也是以语言为载体的文化传播、信息交流行为。 　　从超额翻译与欠额翻译角度研究经典译介，再审视译介作品在对外传播中的接受程度，不仅成为典籍译介研究的新视角，而且有助于人们对典籍外译中的现实需求和发展趋势能够更好地理解，也是对超额和欠额翻译在中国文学经典译介作品如《花笺记》英译研究中的验证。中国文学典籍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瑰宝，也是中华文化得以传承而源远流长的重要媒介，为使作品感情真挚、语言生动，作者往往都喜欢引经据典、旁征博引。在译者理解诠释后，将其翻译成外国文字时，如何通达晓畅，固守气格，用简凑凝练的文字译出源语的文化内容，以平等的对话处理译语与受语传递的文化，避免信息的增减、意义的走失，可谓“滴水穿石，非一日之功”。笔者认为，由于中英两国语言文化的差异，文化传递过程中出现信息的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