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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中国古代陪都的名与实 　　中华民族是一个智慧的民族，我们的前辈们曾独自创造了许许多多伟大的发明。这些伟大的发明包括科学技术领域和生产建设的，也包括人文社科领域的。广泛地利用陪都来加强社会管理，就是我们的前辈们的一项伟大的创造。他们赋予了这些陪都各种各样的名称，如：“陪都”“陪京”“别都”“留都”“东都”“南京”“行都”“下都”“圣都”“副都”等等。 　　在多数情况下，中国古代陪都是有名有实者，因为中国人讲究“名正言顺”“名实相符”，较少去做名实不符、甚至名实相悖的事情。但世事变迁，人事难料，有实怎会没有虚?虚虚实实，相辅相依，而“实”的部分往往也会有所变化，随着时间的流逝、随着国力的盛衰、随着社会形势的变化，陪都的实际意义会与其名称的含义产生较大差距。 　　一、有实无名型 　　这是一种首都(京师)以外的政治或经济、文化中心，所以它具有陪都意义。但它与其他陪都不同的是，它没有带有“都”(如陪都、留都)、“京”(如陪京、盛京)等字样的陪都名称，是一种有陪都实际意义而无陪都名称的特殊陪都。 　　(一)行在 　　“行在”，指天子行之所在。“行在”有两个特点：第一，由于是皇帝所在的地方，所以“行在”实际上是权力中心;第二，尚有一个名义上的或实际上的京师存在。如皇帝逃亡时被占的京师是万万不能改变首都的名义的，因为那样做相当于自己承认国家亡了。所以“行在”虽然是权力中心，也不能冠以京师之名。《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载：“右将军苏建尽亡其军，独以身得亡去，自归大将军……遂囚建诣行在所。”裴駰集解引蔡邕曰：“天子自谓所居曰行在所，言今虽在京师，行所至耳。巡狩天下，所奏事处皆为宫。在长安则曰奏长安宫，在泰山，则曰奉高宫，唯当时所在”。《汉书·武帝纪》：“谕三老孝弟以为民师，举独行之君子，徵诣行在所。”颜师古注：“天子或在京师，或出巡狩，不可豫定，故言行在所耳，不得亦谓京师为行在也”。 　　中国历史上的行在数量巨大，但并不是所有“行在”都可以作为陪都看待。“行在”只能在一定条件下被定义为一种特殊的陪都---行都(并不是所有行都都称为行在)。“行在”转化为行都是有条件的，主要是皇帝居“行在”时间的多少。若只是即走即过，一般不会转化为行都;若皇帝一住数年，或常来常往，则我们可以将其视为行都。这些行都有的由“行在”正式成为有相应名称的陪都;有些则因为某种特殊原因始终不以“京”或“都”称之，虽然作为陪都的事实是存在的，但也只能以“行在”“行在所”称之。 　　这种情况就属于我们所说的有名无实的陪都，历史上著名的有南宋的临安和明朝的北京。 　　1. 南宋的“行在所”。宋室南渡后，南宋高宗于建炎三年(1129 年)升杭州为临安府，称“行在所”。这种“行在所”我们称之为行都。即与抗战时期的重庆一样，为战时首都。绍兴八年(1138 年)三月，高宗正式定都临安，但为了表示不忘收复中原失地的意愿，仍以已沦陷的北宋旧都开封为京都，临安仍称为“行在所”。 　　宋人编纂的“临安三志”---《乾道临安志》《淳祐临安志》和《咸淳临安志》，皆称临安为“行在所”，不但不以京都称之，甚至连“行都”一词也绝口不谈。终南宋一朝，都未将临安称为京师，京师永远是汴京开封。甚至在数十年后，即金亡于宋蒙联军之后，南宋尚有端平入洛之举以期恢复故都。《马可·波罗游记》和同时期的西方著作均将杭州称为“行在”，可见直到元代早期，“行在”仍是对杭州最通行的称呼。 　　初期，由于是“行在”，所以就不能像京师一样宏大堂皇。由于中原未复，南宋朝廷强调“因旧就简”的精神。高宗最初以原州治为行宫。此后几年，临安虽略有营建，但规模有限。不仅宫室简陋，作为帝都的一些必备的礼制建筑设施，也不健全。城市建设，基本上以维持原格局为主，无显著变化。 　　从绍兴八年(1138 年)至绍兴三十二年(1162 年)，南宋开始了临安的扩建工作。特别是绍兴十一年(1141 年)与金人达成和议后，行都不仅兴建了不少宫室郊坛官署、府邸、御园等，而且还扩展了皇城和外城。至高宗晚年更是大规模地营建了德寿宫(“北内”)。城市建设如道路、水利等，也有发展。特别是随着工商业的进一步繁荣，开展了旧市坊规划制度的改革工作。通过这一阶段的经营，行都建设已颇具规模，城市规划结构也出现了新变化。 　　孝宗即位之后，临安建设又有新进展。以后各代也不断有所扩充，使临安建设日臻完备。 　　2. 明朝的北京。明朝的北京有以下两个阶段被称为“行在”： 　　明朝燕王朱棣假清君侧之名，发动靖难，攻打当时其侄儿建文帝的京师金陵应天府，夺得皇位。但朱棣决意要迁都自己发迹之地燕京北平，于是在永乐元年就将北平升为北京，但因尚未迁都北京，故称“行在”。后又在北京设立六部，称“行在六部”。朱棣随后着力经营北京，兴修宫殿、疏浚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