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乾隆末年“藏军营制章程”的创建和影响.docVIP

谈乾隆末年“藏军营制章程”的创建和影响 　　“藏军”广义上是指西藏地方的正规军、民兵及僧兵在内的各种武装力量，狭义上则是指西藏地方的正规军，本文所要研究的藏军是狭义上的藏军，即指1792 年到1951 年西藏地方所存在的一支正规的、常备的武装力量。清代史籍中的“兵”不仅指一个参军的个体，同时也指一个群体性的武装力量，例如“八旗兵”“绿营兵”等都属于这类情况，因此，清代史籍中“兵”的含义包含了现代语境中“军”的含义。在清代文献中“藏军”一词没有出现过，只有“藏兵”的提法。我们考虑到“藏军”是现代研究者对历史上这支武装力量的称谓，因此袭用这一提法。“营制”一词在清代管理军队的史籍中较为常见，同时也不乏研究者对某一时期、某一地方军队的营制展开研究。但是，这些论述里均没有对“营制”一词的概念作出具体的界定。实际上，清代所谓的“营制”是指一支军队日常运作所依据的基本制度，是政府对其进行管理和约束的基本依据，应该包括这支军队的人数、编制、粮饷、装备、训练、管理等各个方面的具体制度安排。因此，所谓藏军营制，是指藏军日常运作所依据的基本制度，包括藏军人数、编制、粮饷、装备、训练、管理等各个方面的具体制度安排，是藏军能够长期得以稳定发展的体制规范。藏军营制的形成和发展与清代西藏地方的基本形势息息相关，是清廷为维护西藏地方的安定局面而做出的不断构建和调整。 　　乾隆五十三年( 1788 年) 和乾隆五十五年( 1790年) ，廓尔喀两次入侵西藏，使大清西南边疆受到极大的武装威胁。乾隆五十六年( 1791 年) 初，清廷命嘉勇公福康安率军入藏抗击廓尔喀侵略者，次年凯旋而归。但是，两次廓尔喀侵藏战争暴露了清廷在治理西藏地方事务上的严重问题，主要体现在: 第一，西藏地方外事权极其不明晰，在第一次廓尔喀侵藏战争发生后，中央派驻的将官还没有赶到西藏地方，西藏地方官员已经与廓尔喀进行了交涉和谈判，这无疑表明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是否有外事权缺乏明确的规定; 第二，中央政府对藏传佛教缺乏有效的管理，在第二次廓尔喀战争中扎什伦布寺的僧人竟多数逃亡，更有甚者如沙玛尔巴等竟充当了廓尔喀侵藏的先锋; 第三，西藏地方在防务方面存在严重缺陷，无法保证西藏的防务安全，廓尔喀明目张胆地发动两次侵藏战争，充分暴露出西藏地方军备的羸弱，因此在乾隆帝的亲自授意下，福康安等人和西藏地方僧俗官员在乾隆五十七年( 1792 年) 提出了“藏军营制章程”( 史籍中称之为“番兵章程”) ，这一章程的提出和施行也标志着西藏地方从此有了一支归中央政府统辖的常备军，这支常备军为清廷在西藏地方的施政提供了重要的制度保障。 　　一 　　乾隆五十七年( 1792 年) 十月，乾隆皇帝颁布谕旨: “向来原有唐古忒兵丁驻守防御，皆因浮习浑等平时废弛不加训练，以致怯懦无用，见贼退避。且目下边界既不驻川兵，藏地事宜皆系和琳责任，仔肩更重，所有原驻唐古忒第巴番兵务须于巡边时勤加操练，认真稽查，俾去怯懦恶习。其应如何分拨派驻及稽察训练之处，并著悉心妥办，以期永远遵循。”从乾隆帝的谕旨可以明确看出清中央政府要求福康安等人创订“藏军营制章程”的指示，而福康安遵照这一旨意于乾隆五十七年( 1792 年) 十一月向乾隆皇帝上奏了一份“为酌定唐古忒番兵训练事宜，条列缕陈” 的奏折，这一奏折为“藏军营制章程”的制定和施行奠定了基础。福康安等人为改变西藏地方武装力量“乘间即逃，遇敌即退，不能守御出力，毫无法制”的现状和“防卫边隅”的目的而厘定的这一章程涵盖了藏军的人数、编制、粮饷、装备、训练、管理的各个方面，为藏军的日常运作和保卫西藏地方的安全提供了可靠的制度保障。 　　一支军队的人数对这支军队的战斗力具有关键性的影响。西藏地方原有士兵虽有5615 名之多，但由于兵民不分且多不能使用武器，组织涣散、战斗力薄弱; 西藏地方头人往往占役为奴，士兵常常得不到操练，战斗力低下。因此福康安等提出“酌定数目以肃兵制”，奏请建立3000 名常备军，具体部署如下: 前后藏各1000 名; 定日、江孜各500 名。这些兵士就近征调，免去调戍的不便。同时士兵的花名册除交给游击、都司及代本稽查外，还要交驻藏大臣和噶厦公所各一册，如果在执行过程中遇到缺额，则按名册进行补充。针对鄂辉提出的在济咙、聂拉木等处边界另设藏兵驻防的提议，福康安认为廓尔喀已遭到重创，没有必要在这两个地方驻守军队。福康安等人所提出的主张，改变了西藏地方武装力量“毫无纪律、怯懦不堪”的面貌，使藏军从此有了稳定的人数和充足的战斗力。 　　军队的编制是一支军队能够得以维持和保持生命力的重要支撑之一。西藏地方武装力量原有编制存在严重缺陷，“不但代本一人，徒为虚设，即代本之下如本、甲本、定本等头目，亦只空有其名，每遇出兵，其头目兵丁，彼此各不相识”，不能指望他们能够“协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