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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审美共通感的公共哲学意义 　　一、审美公共性问题和议题研究的可能性 　　在法理社会，程序宪政的合理化推进确立了以个人财产为核心的形式平等原则，原有的等级威权祛魅为现代契约政治所推崇的非身份性个人原则( 判断主权) 。公民非身份性的个人原则立基实证主义和生命、权利、和平、共同生活等本能自然观( 霍布斯、卢梭、洛克、孟德斯鸠等) 而做出社会体制的合法性抽象，即个人被视为形式平等的原子，自我或主体性的概念从血缘、地缘、巫术、宗教等共同体网络中抽象出来。该抽象一方面瓦解天理世界观与宗教、血缘、地缘共同体间的统合关系，另一方面试图确立政治主权在契约原则中的平等优位。平等主体的黏合在儒家传统( 梁漱溟等) 、契约规则( 霍布斯、卢梭、洛克等) 、货币媒介( 齐美尔) 、阶级政治( 马克思) 、语言交往( 哈贝马斯) 等的探讨中是否自足、自由? 历史的探讨需要真理的绽现。晚清民初，科学实证主义正趋瓦解作为王朝政治和宗法地缘关系的理学世界观、宇宙观; “五四”时代，原子论式的个人主义世界观在婚姻和社会事务方面提出合理化的论证; 共和国以来，科学世界观、进化史观为构筑较为完善的宪法体系、动员公民的集体行动提供依据……科学世界观不仅是一种文化运动的方法、旗帜，而且是现代国家法权理论合法性的基础。在此基础上，现代合法政府存在的目的可能就是为原子个人进行成本和利益的竞争制定规则，运用电脑软件、合适的模型和计量数据，分析计算出资源配置的最佳方案( 功利主义) 。政府具有效率、经济和秩序性，而且可以预测。如此一来，纵向的政府行政取代横向的公共行政，政府、政党置换公共的概念，从而丧失了公共行政的公共性，同时也制约着立法与司法的公共诉求。视政府效率为公共行政( “技术合理性”或“工具合理性”代替“目的合理性”) 以致公民参与衰落，社会资本流失、责任感丧失。 --确实无人能脱离责任，但每个人的责任却因政府责任而被掩饰、辞退。更为重要的断裂在于，契约作为任性的同意( 如“囚徒困境”“猎鹿博弈”等模型) ，破坏了神物、权威与尊严，平等( 甚至平庸) 个人所需达到的普遍生活受到两可的处置。 耶鲁大学的“服从心理机制的实证报告”显示持以高尚的道德规范为尺度来指责顺从的被实验者，在社会形态及其发展过程中并非得到程序宪政的切实考虑。契约政治中的个人置身于各自的职分责任以及权利，而罔顾程序宪政所能保证的整全意义，实则雾化、放弃或者推卸集体责任。( 米尔格拉姆的实证结果显示: 行动的中间环节，因远离行动结果，也在心理上很易忽略责任。) 你我他随大流地被程序宪政吸收进去，而非自己决然地加入，现代程序宪政的惯性形态，导致肆无忌惮的乌合之众，汇成“潜在的艾希曼”。极权主义作为程序政制( 因程序而亏损德性) 之“群众马基雅维利主义”的恶果，已教训惨重，故而弗朗西斯·福山所论的“最后的人”在自由民主的理解中并不能完成主人公共德性的超升。 　　政治哲学的科学化进程，连带政治科学的“价值中立”，导致“政治哲学的死亡”。立基于此的现代法权体系---程序宪政的合理化推进，一方面导致公共领域的形式化和工具理性化，这是利益博弈“去政治化”的正名过程，程序正义妄图将实体正义局促于或置换成功利正义; 另一方面，程序宪政的推进导致私人领域的人性萎缩为非社会的原子个体，这在制度程序的形式化中极易成为极权主义的群众基础。“去政治化”的表现之一是大众日常生活的艺术化、审美的大众化。它们以国家、民主的名义掩盖了某些阶层对国家公共利益的分权、独占，并用程序宪政正名; 同时汲取审美的感通能量。在此过程中，“社会不公”自然化: 权力支配着艺术及审美的公共性。 　　日常生活的艺术化、审美化，是去政治化“新贵”，通过新媒介等在市场化进程中向大众推销的“普适性”生活方式，时尚即是“审美民主”的典型形态，即使弱势群体也沉溺其中，从而“去政治化”即是对另一种霸权形式的认同。同样，在公共传媒、城市规划、文化产业等中亦将此视为常规形态。在此实证主义法学等程序政治充当控制媒介的过程中，艺术( 美学) 应当反思权力，即反思艺术( 审美)的公共性能量本身。提到“去政治化的程序政治”，并非贬低程序对公民的塑造意义，而是指出程序的实体内容，即政治本身正在消解。程序变成一套合法性的形式、手段和工具，这是阿伦特、哈贝马斯从政治的角度阐释“公共领域”的苦心所在。在此背景之下，民众日常生活的审美化反思，艺术的公共性思考，成为切身生存的观照和行动，桑内特的《公共人的衰落》正是从此角度厘清日常行为和艺术领域的“公共”形象的。 惮于程序民主堕落为政治寡头、利益集团乃至国际霸权操纵的机器，为此提请审美共通感的公共性的讨论，并从中国的学术史出发，引进西方学者对程序宪政的反思性成果，以艺术、审美的公共性问题的探讨来纠正程序宪政在公共领域的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