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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法治思维 　　党的十八大以来，法治思维问题引起了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和热烈讨论。当前的讨论，基本上可以分为两类: 一类侧重于围绕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中关于提高领导干部法治思维和依法办事能力的论述进行政治宣讲; 另一类则主要围绕法治思维的概念进行学理分析，两者共同推动了近年来法治及其相关范畴不断深入到主流政治话语体系之内，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核心构成要素之一。 　　同时，法治思维概念的提出亦标志着我国的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由前期注重法治理论、法治理念的“观念输入”，走向崇尚法治、厉行法治的“实践输出”。然而，当前这种讨论仍然是不能令人满意的: 就实务界而言，存在着把法治思维作泛化理解的倾向，忽略了法治思维的内在规定性，法治思维概念不是“乾坤袋”，“胡塞海填”只会弱化而非强化官员和民众对于法治的理性认知和价值认同; 而学术界则存在着将其与政治思维对立、与法律思维等同、与民主思维混淆的偏向，忽视这一概念在不同行动主体与运用语境中的微妙差异，因此，法治思维问题犹有深入探讨的空间。本文主要将法治思维定位为一种理性政治思维，进而申明其应有的学理规定性与实践指向性。 　 　一、法治思维的实践指向与学理定位 　　( 一) 法治思维的实践指向 　　法治思维作为一个学术概念引入讨论，主要是因为2012 年党的十八大报告首次提出要“提高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能力”，此后这一提法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报告中得到延续，并由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习近平进行了系统的阐述。 就其核心主旨而言，主要是强调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过程中，法治思维与法治方式应具有一种相对于传统人治思维与行政命令方式的价值优先性和实践重要性。在此之前，法学界主要用法律思维这一概念讨论法治实践中的思维方式问题，其侧重点主要在法学方法论上，并且成为新世纪以来法学理论发展的一个新兴领域。2012 年以后，学界对于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讨论变得十分热烈，主要集中于法治思维的概念意义、实践应用与养成方式三大问题上，尤其围绕法治思维的概念讨论占比多数。当前学界对于法治思维的探讨，存在着三种偏向: 　　一是将政治思维与法治思维相对立。将现实实践中公民与政府习惯于从“政治”角度思考和解决社会问题的思维定式与学理上的法治思维概念对立起来，但这实际上是两个思考层次的问题。 　　二是将法治思维与法律思维等同。事实上，法律思维是一个学理上讨论更为成熟的概念，而法治思维则主要由官方最近提出并加以倡导，前者更多的是一个法学尤其是法学方法论上的概念，后者的内涵与外延则更为广泛与宏观。三是将法治思维与民主思维混同。由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早期主要从民主的制度化、法制化角度倡导和推行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因而国内学界在讨论法治问题时，基本上将民主与法治并称，并未十分注意法治与民主两种治理方式内在的实践理论差异。 　　思维方式是历史与现实实践的观念抽象，是引导主体行动的心智程式。笔者认为，在当下的语境下，法治思维包括法治方式、法治能力等概念的提出主要还是在解决法治实践主体( 民众、官员、法律专业人士等) 的思想认知、行动选择和结果评价问题，要求党员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要学会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想问题、作决策、办事情，提高依法办事能力，作遵法、学法、守法和用法的模范。因此它仍然属于一般政治思维的范畴，尽管会受到职业法律人思维的影响，但主要是面向政治家、公职人员和普通民众的常人思维，而非专业思维，法治思维所提供的亦主要是一种行动的框架性指引而非具体法律意见。另一方面，法治思维作为支撑国家治理实践的诸种思维方式之一，有其特有的内在品质，体现出它在基本概念、规范价值与实践原理上的鲜明主张，不能将其一概而论，丢失其核心主旨。 　　( 二) 法治思维的学理定位 　　在此脉络下，我们的讨论就必须首先明确法治思维作为一般政治思维的总体内涵与作为法治实践追求的独特意蕴。 　　就其总体内涵而言，法治思维是一种理性政治思维。法治的核心是公民权利的保障与公共权力的控制，其基本的追求乃是克制公民与政府在认知与实现自身利益时的情感性因素，通过法律的规范导引提高其行动的确定性与合理性。因此，法治思维总是意味着对于行为与秩序的安定性追求，时刻保持对认知与行动上的恣意警惕。同时，此种理性政治思维所指向的乃是一般社会实践领域( 尤其是政治实践领域) ，即它主要是一种面对主体间社会交往的实践理性，解决的是如何合理行动的问题，其中必然涉及到价值的选择与权衡，因而其有效性标准不同于理论理性，正当性( 或合理的可接受性) 而非真理性是其更为核心的要求。 　　因此，法治思维总是要求公民与政府提供行动的实践性理由，避免行动判断标准上的“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