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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职业伦理的养成 10法学班 任宗银 201003401635 摘要：六十多年的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三十余年的改革开放实践，经济市场化、全球化，政治民主化和意识形态人道化的趋势，历史地将中国推向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公共抉择，全面走入权利保障的法治时代已呈不可逆转之势。与此相适应，以培养“法律职业人”为宗旨的法学教育，在法治社会中的基础性、全局性和先导性地位日益凸显。在改革开放中推进的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能否走上可持续发展道路，法学教育的绩效不能不给予更多的关注。法律职业伦理在司法实践中具有重要的价值。要把法律职业共同体，即法官、检察官、律师、法学学者等法律工作者培养成正真意义上的“法律职业人”就必须注重法律职业伦理的教育，具备良好的职业素质与道德素养。 关键词：法律职业伦理内化、法律职业伦理教育、职业素质、道德素养 一、法律职业伦理的作用 法律职业伦理是法律职业活动中应当遵循的伦理道德规范。在法学本科教育中, 一个还没有得到重视的问题就是法律职业伦理的培养。法律职业伦理的培养有助于促进司法权威, 塑造法律职业群体的精神气质司法腐败，是指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滥用或利用手中所掌握的司法职权，违反法律规范和职业伦理，以非正当手段谋取个人或小团体利益的行为。司法腐败是司法权的非责任化和权利化，是对合法利益的非法剥夺，是对社会公共权力的蹂躏，更是对法律的凌辱，它必然引起社会的混乱，影响国家的安定团结，因此，它是最大的、最严重的腐败。我们应在法律信仰、人格独立、公平正义、“民本”思想和职业荣誉感等方面通过建立健全法律人职业道德规范体系、构建科学的法律人职业伦理教育与培养的学科体系、强化法律人职业伦理教育与培训体系建设和改进法律人职业伦理教育方法等途径和方法加强法律人职业伦理教育。　　 　　第一，针对合格的法律职业人的通识标准，重构法学教育的目标定位。应当承认，我国当前的法学教育确有极大的应急性、盲目性。法学教育的目标定位即究竟培养什么样的人实际上是模糊的。我国著名的法学家孙晓楼先生就谈及法律职业人的合格标准问题。他说：“讲到法律人才，我认为至少有三个要件：（1）要有法律学问；（2）要有社会常识；（3）要有法律道德。只有了法律学问而缺少了社会常识，那是满腹不合时宜，不能适应时代的需要，即不能算是法律人才；有了法律学问，社会常识，而缺少了法律道德，那就不免为腐化恶化的官僚政客，并不能算做法律人才；一定要有法律学问、法律道德和社会常识，三者俱备，然后可称为法律人才。”（孙晓楼：《法律教育》，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9—10页。） 第二，建立高等法学教育与司法考试之间的良性互动，增进法学教育的实务化、伦理化取向。从普通法系和大陆法系的法治国家建设经验看来，一般都非常强调法律职业人的法学教育背景，即受过大学法学院的正规教育。在“扬弃”应试教育倡导素质教育的中国教育改革的大背景下，法学教育尤其是高等法学教育显然不能围绕侧重实务的司法考试的“指挥棒”转，但也不应否认司法考试对法学教育的影响。因此，如何实现高等法学教育与司法考试的有机结合，以强化法律职业伦理培养，是我国法学教育特别是法律职业共同体道德素质培育的基本方向。譬如，在合理设置法学教育课程强化法科学生的法律职业伦理、改进法学教育方法使其务“实”而创新的同时，应通过考试内容与方法上的调整，实现法律职业人“技能”与“德性”的同步发展。“应当在法律院校中加大对学生的职业道德教育，使其掌握如何在将来的职业实践中保持职业操守与职业廉洁性……”，（张福森：《贯彻〈纲要〉精神〓加强律师职业道德建设》，见于：/gate/big5.news.xinhuanetcom/zhengfu/200112/03/content_145437htm）以提高法律职业人素质、预防司法腐败。 第三，在重视“法律家”职业伦理培养的同时，也应十分关注“法学家”职业伦理的教育。由于法律职业人在知识结构、思维方式与职业道德等方面有共性，故前述更多的是基于共同体的同质性的职业伦理道德问题。实际上，在法律职业人的职业道德训练过程中，除了本科阶段普适教育的职业伦理教育应予重视外，而对于日后的法学家与法律家两大类职业的道德教育却应有所差别，进而彰显法律职业人道德素养的细分化、定向化“施教”理念。或许是法学家最先注意到“司法腐败”凸显的律师、法官和检察官等法律职业人道德品质的重要性，而法学家职业伦理教育未引起人们的关注。实际上法学家职业伦理教育在建设法治国家中是不应被忽视的。国内出版的有关法律职业伦理问题的著作，少见有关法学家职业伦理问题的论述，显然这是一种不足。在我国的硕士博士教育阶段，加大法学家的职业伦理教育无疑是一个重要课题（尽管他们并非都会成为法学家）。“……不同的法律职业扮演着不同的角色，除了要遵循共同的职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