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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与批评 “对中国的执迷”：放逐与皈依 ———评顾彬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 陈晓明 2008年底，顾彬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在中国大陆出版，立即引起学界高度的关注热 情。曾经，顾彬以“垃圾论”引发国内学界的激烈争议，那当然不是一次预谋式的炒作，更有可 能是“爱之弥深，恨之愈切”的态度使然。作为一个德国的汉学家，对中国的文学研究投入了他 毕生的精力，这是难能可贵的。该书中文版序的第一句话写道：“四十年来，我将自己所有的爱 都倾注到了中国文学之中！”借用《译后记》中的话来说：“顾彬对中国对象的凝视是如此投入，这 让人感动和好奇。”确实，拿着这本厚重的文学史，谁不会对顾彬先生肃然起敬呢？如果不是出于 “对中国的执迷”，一个外国人怎么会如此认真虔敬地写作一部如此丰富生动的文学史呢？ “对中国的执迷”是顾彬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中用来描述中国现代作家对中国的想 象。不过，我借用这个词来描述顾彬先生对中国文学研究的态度。事实上，“对中国的执迷”确 实是中国现代作家客观存在的一种现代态度，在中国本土的主流的文学史叙事中，这当然是 一种值得赞赏和肯定的对民族国家富有责任的现实意识，就此而言，90年代以来的本土文学 史写作也对此多有反思。顾彬基于他的文学观念对此持有鲜明的批判，这当然无可厚非。只不 过，顾彬的批判基于他的同质化的欧洲文学观念，对这种“对中国的执迷”所依据的中国本土 历史语境，持过度贬抑的态度，这就影响到顾彬叙述中国20世纪文学史的周全性。我感兴趣的 还在于，“对中国的执迷”在顾彬的文学史叙事中所起到的特殊作用：它既被贬抑，被放逐；又 时时被召回借用。因为它被放逐，中国的现代与当代也无法整合，当代不得不断裂，对当代的 叙述也变成了一项无法召回的放逐事业。 一、“对中国的执迷”：被放逐的原罪 “对中国的执迷”来自夏志清的说法，它构成了顾彬思考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一个基础性 概念。他认为夏志清用此说法言简意赅地命名了这个对于中国作家来说如此典型的态度——— ① 也向文学提出了关于中国现代性特征的问题 。很显然，顾彬的文学史叙述就“对中国的执迷” 表示了他的警惕和批评： 153 文艺研究2009 年第5 期 “对中国的执迷”表示了一种整齐划一的事业，它将一切思想和行动统统纳入其中， 以至于对所有不能同祖国发生关联的事情都不予考虑。作为道德性义务，这种态度昭示 的不仅是一种作过艺术加工的爱国热情，而且还是某种爱国性的狭隘地方主义。政治上 的这一诉求使为数不少的作家强调内容优先于形式和以现实主义为导向。于是，20世纪 中国文学的文艺学探索经常被导向一个对现代中国历史的研究。现代中国文学和时代经 常是紧密相联的特性和世界文学的观念相左，因为后者意味着一种超越时代和民族，所 有人都能理解和对所有人都有效的文学。而想在为中国的目的写作的文学和指向一个非 ② 中国读者群的文学间做到兼顾，很少有成功的例子。 这一段概括显然包含着过多的矛盾：首先，以偏概全。顾彬说：“以至于对所有不能同祖国发生 关联的事情都不予考虑”，这显然极为片面地理解了中国现代作家，绝大部分中国作家并非如 此极端，更不用说鲁、郭、茅、巴、老、曹。某些“文学革命”与“革命文学”的激进主张有偏颇之 嫌，但也并非普遍性问题，而顾彬在这里概括为“中国作家”的倾向，就更难周全了。如此这般 的“对中国执迷”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中乃是一项似是而非的指控。其二，真有一种超越时代与 民族的“世界文学”吗？它又是如何生产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