_借君无弦琴_寓我非指弹_苏轼_和陶诗_新论.pdfVIP

“借君无弦琴，寓我非指弹” ———苏轼《和陶诗》新论 巩本栋 苏轼《和陶诗》是北宋熙丰、元祐党争影响下的产物。苏轼对陶诗的选择，反映了其思想上兼融儒道的主要倾向，《和陶 诗》是透视作者心灵变化的一扇窗口。苏轼把“和陶”当作疗救心灵创伤的良方和排遣人生痛苦的途径，把“和陶”看成 自己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和陶诗》代表了苏轼后期诗歌创作和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苏轼的《和陶诗》不但在陶渊 明接受史上占有相当的重要地位，而且也从一个特定的角度反映了中国思想史发展的进程。 北宋哲宗元祐七年（1092）正月，时任扬州知州的苏轼，作了《和陶饮酒二十首》一组诗，开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 始了一个“要当尽和其诗”的特殊创作历程。三年后即哲宗绍圣二年（1095），被贬惠州的苏轼， 目“唱和诗词研究”（批准 再作《和陶贫士七首》。从此一发不可收，直到元符三年（1100），谪居琼州昌化军的苏轼，作《和 号：04BZW035）阶段性 陶始经曲阿》，前后作“和陶”诗达137首，成为文学史上的一个十分特殊的现象。苏轼为何要 成果 ① “尽和”陶诗？我们今天又应该怎样认识这一文学现象？目前学术界仍未有一个完满的答案 。 一、苏轼“和陶”与北宋党争 宋神宗和王安石熙宁、元丰年间的新政，随着神宗赵顼元丰八年（1085）的去世（王安石亦 于次年辞世），大致已结束。宋哲宗即位时年仅十岁，宣仁高后垂帘听政，起用吕公著、司马光 等旧臣，完全不顾新法实施的效果如何，执意将青苗、免役、方田、市易等新法措施一概罢去， 并设置诉理所，重新审理熙、丰年间的各类案件。因反新法而遭贬抑者，多予以昭雪，重新启 用。新党中人如章惇、蔡确、吕惠卿等，则在刘挚、孙觉、朱光庭等人的反复弹劾下，先后被逐出 朝廷。整个元祐年间，北宋政局始终控制在旧党人士的手中。然而，在政治上被列入旧党的苏 轼，似乎与旧党中的一些士人并未步调一致。其实，无论是新党还是旧党，其党派内部的结构 原就比较松散，并且二者之间也有相激相争的因素。因此，一旦某一派败下阵去，另一派也必 43 文艺研究2011 年第4 期 然会发生分化。元祐间，以苏轼和程颐为首的旧党部分士人之间即发生所谓“洛蜀党争”。 “洛蜀党争”始末并不复杂。元祐元年（1086）三月，在司马光等人的推荐下，程颐被用为崇 ② 政殿说书。但随即就有刘挚上书反对，认为升迁太快，并说他是“高阔以慕古，新奇以变常”。 ③ 当时，苏轼、吕陶等也都认为程颐言行迂阔，不合人情 ，甚至连司马光也觉得程颐在经筵上的 ④ 言行不切实际 。元祐二年八月，左谏议大夫孔文仲弹劾程颐之经筵讲说：“凡经义所在，全无 发明，必因藉一事，泛滥援引。”又云：“日跨匹马，奔驰权利，遍谒贵臣，历造台谏……鼓腾利 ⑤ 口，间谍群臣，使之相争斗于下，纷纷扰扰，无有定日。”于是，程颐被罢经筵，改官权同管勾西 京国子监。而素推服程颐学问的台谏官朱光庭、王岩叟、贾易等人，则抓住苏轼的《试馆阁策 ⑥ 问》（“师仁祖之忠厚，法神考之励精”一篇）大做文章，认为是讥刺仁宗、神宗，“不忠莫大焉”。 苏轼、吕陶等亦上书论辩。太皇太后高氏虽两相开释，然洛蜀之争所带来的矛盾和隔阂，已难 弭平。洛蜀之争的实质，主要是两种不同的思想、政治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