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马克思义主史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docVIP

第八章 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的初步建立 一 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的逐步传播 二 李大钊的贡献 三 郭沫若的贡献 四 通史、社会史、思想史等方面的成就 五 在斗争中建立起来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的广泛传播 一 新中国成立后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高潮 二 新中国成立后17年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主要成就 三 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历史考验 四 马克思主义史学步入新的历史时期 第三节 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杰出贡献 一 毛泽东关于史学工作的理论 二 毛泽东关于中国历史的理论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崛起与西方近代史学理论的传入 　　（一）郭沫若和《中国古代社会》 二十世纪初，在中国的一些出版物上已经有人开始片断地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但并没有引起学术界的注意。1919年以后，由于新文化运动的深入，唯物史观很快得到了传播。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先进知识分子不仅在介绍唯物史观方面做了许多工作，而且开始用唯物史观来重新观察历史。李大钊在1924年出版的《史学要论》中，对什么是历史、历史学和历史观作了科学的阐述，指出“史学家固宜努力以求记述历史的整理”，“亦不可不努力于历史理论的研求”。他还联系中国历史实际，撰写了《原人社会于文字书契上之唯物的反映》和《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等论文。稍后出版的蔡和森《社会进化史》和邓初民《社会进化史纲》，都是试图用唯物史观来叙述人类社会发展史的著作。 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郭沫若流亡日本。在那“风雨如磐，鸡鸣不已”的日子里，远在异国的郭沫若并没有忘记自己作为一名革命战士的职责。“对于未来社会的待望逼迫着我们不能不生出清算过往社会的要求。古人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认清过往的来程，也正好决定我们未来的去向。” 正是在这样一种思想的驱动下， 郭沫若从1928年至1929年先后发表了有关中国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的一系列论文，并于1930年汇集出版，题名《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书中根据物质资料生产方式的发展变化，认为商代是原始共产社会，西周是奴隶社会，东周以后进入封建社会；到了近代， 帝国主义用大炮轰开了中国大门，1911年终于出现了市民阶级领导的资本制革命。这是中国学者运用马克思主义社会经济形态理论划分中国历史发展阶段的最初的尝试。由于郭沫若对古代典籍有很好的素养，加上他对甲骨卜辞和青铜器铭文都进行了深入研究，所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在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历史实际相结合时，取得了很大成功。它使人们对于古代社会历史的认识耳目为之一新。此书出版后，不胫而走，许多人都以一睹为快。尽管这本书在今天看来无论是方法论的运用或材料的鉴别上都存在一些缺点，但它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之作，其历史功绩将永远受到后人的尊重和珍视。郭沫若在日本时期所完成的《卜辞通纂》、《殷契粹编》和《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与《考释》等书，把甲骨文和金文的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对史学界也都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郭沫若（1892－1978），四川乐山人。诗人和戏剧家、历史学家和古文字学家、卓越的社会活动家。早年赴日学医，不久弃医从文，出版新诗集《女神》，将尚在尝试的白话诗推向新高峰。1928年―1937年流亡日本，以甲骨文和青铜器铭文研究为突破点，运用“新兴科学的观点”认识中国古代社会，推出三部极具影响力的代表作。 《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独辟“草径”，确立起全新的中国古代文化体系。《卜辞通纂》通过传世甲骨精品确立起认识甲骨文的“系统”，洞悉了甲骨卜辞的诸多奥秘，使其跻身“甲骨四堂”之列。《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把考古纳入“美术视野”，以形象思维与逻辑思维结合、历史系统与地域分布结合，建立起认识中国青铜器的科学体系，迄今仍被奉为研治青铜器的圭臬。 　　《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首先从“文籍考订”入手，打开“层累地造成”的《周易》这座神秘殿堂，其第一篇《周易的时代背景与精神生产》（后定名为《〈周易〉时代的社会生活》），“让《易经》自己来讲《易经》”。因此，郭沫若成为用《周易》打开认识“古代真实”大门的第一人。 　　第二篇《诗书时代的社会变革与其思想上的反映》（后定名为《〈诗〉〈书〉时代的社会变革与其思想上之反映》），指出今文《尚书》28篇经过后世儒者的粉饰，其可靠性依据时代的远近而递减。因为翻译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引用了“亚细亚的、古典的、封建的和近代的资产阶级的生产方法，大体上可以作为经济的社会形成之发展的阶段”的论述，并推论说“这样的进化的阶段在中国的历史上也是很正确的存在着的”。 　　几乎同时，感到文献中有“后人的虚伪的粉饰”，必须找寻“没有经过后世的影响，而确确实实足以代表古代的那种东西”，踏进甲骨文、金文研究领域，朝着“古史新证”的方向迈出坚实的步履。依据恩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