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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底层文学之苦难叙事研究 　　摘 要：文章主要以苦难叙事为出发点，以及以此作为文章建构的依据，并在此基础上探讨新底层，即打工文学的话语叙述。 　　关键词：底层；打工文学；苦难；表述 　　“苦难”二字从现实生活到文字表述经历了长久的历史积淀，它的出现已经从真实的生活状态迁移至广阔的精神层面。自鲁迅开创了“乡土文学”，底层与乡土不可避免地出现融合，至此之后，农村以及农民成为底层书写的主要题材。然而，到了八九十年代以后，底层结构遭到了破坏与重组，打工潮现象的出现，将一部分底层由农村迁往城市。而在这一部分新型底层者中，“苦难”从简单繁重的肉体之痛延伸到了精神的剧痛，讲述者也从专业作家转变为亲历者自己。 　　一、“苦难”之被表述 　　在被表述阶段，“苦难”这一选择性叙事并非偶然现象，除开历史原因，更多的要取决于当时的社会环境。战争是其中的重要因素，它冲决了农村的发展与生存，但同时它又是统一民族的最佳方式，并换取了相对和平的时代。广阔的农村与广大农民所上演的种种苦难越来越多地进入作家的视野，他们生活与生存的挣扎被写入大量文学作品当中，这使它日渐成为了主流文学的一种重要书写方式。这些作品在艺术上的共同之处“就是把苦难都加在主人公的身上……生活的苦难向尽头延伸，生活处于破裂的边缘……在这样的苦难境遇中，人物的性格和心理被表现得淋漓尽致……”[1]乡土文学与底层写作的融合在八十年代的文学界出现了某种程度的偏差。敢于直面现实的创作精神和具有普遍人道主义的作品在“底层文学”中成为了最具冲击力的一部分。自八十年代中期文学开始向“纯文学”方向发展以来， 中国当代文学所普遍遵循的现实主义传统发生了严重的断裂，此后，被极力叙写的乡村仅仅成为了奔向“纯文学”的作家们的叙述容器。 　　在这样的背景下，贾平凹的长篇小说《高兴》问世。《高兴》的文学史价值在于这位老作家凭借其丰富而扎实的创作功底、浓厚而深情的乡村情结，书写了中国在现代化发展进程中被以“都市”为代表的现代文明扭曲、剥离、诱惑的农民放弃土地，奔向都市的生存状态。这意味着以打工为创作题材的文学作品开始进入到人们的视野中来。贾平凹在《后记》中讲述道，“我要写刘高兴和刘高兴一样的下乡群体，他们是如何走进城市的，他们如何在城市里安身生活，他们又是如何感受认知城市……这个时代又赋予他们如何的命运感……”[2]他将自己的作品书写成了一部真实的社会记录永久地留给了历史和后人，而这也成为我们研究专业作家对打工群体表述的重要作品。 　　二、“苦难”之自我表述 　　无论何时，底层这一概念永远都有一个充分而准确的界定，即社会的最下层。然而，还有一点使我们难以忽视，他们是一个比较完整的社会群体。因此，阶层的限定在他们之间依然成立，某一阶层的标准和趣味仍旧符合我们对底层的认知，这包括对于物质丰富体验的标准，对于审美的定义，对于自我社会地位的认知等。 底层的存在则是客观的，并且相对来说他们是一个数目庞大的群体。然而，在这个数目庞大的群体中却出现了一种不正常的现象，即自古以来，他们始终处于不发声的状态，换句话说，这一群体始终处在被表述的位置上。底层丧失了他们的话语权或者干脆被认为是统治阶层的“他者”而存在，他们沦为了被言说的群体。“对于一个没有能力表达自己、更谈不上有发言权的群体，去说他们‘是什么’或站在他们的‘立场’说话是没有意义的……他们没有历史，没有特点，他们的面目向来模糊不清。”[3]学者刘旭认为底层作为被表述者无论被表述的如何伟大都是一种扭曲。客观来看，大多学者所建构的底层并非完全准确。在精英知识分子眼中所看到的底层，总会处于客观位置上，而叙写一个比较完整的底层尽管更应看重主观感受，却也需要客观认识来弥补缺漏。 　　打工者们所构建的新底层可被看作是底层摆脱被表述命运的终结者。打工群体的集体发声是对底层来说是一个历史性的转变，这转变背后所隐含的巨大力量则来自于对生活苦难的集体诉说。漂泊于无根的大都市中的打工者们所承受的痛苦除了来自于物质生活的匮乏，更多的还是来自于压抑的精神状态。新时期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很快地将处于蒙昧落后状态的农村纳入其中， 充满诱惑的都市成为了大批农民的理想之地，于是，他们背井离乡成为了“候鸟人”。心怀理想的他们原以为大都市能够为他们提供一个崭新而美好的开始，然而现实总不尽如人意甚至是残酷的，走进繁荣的都市并不能使他们把握未知命运。这一选择反而使他们对生活、命运感到更加惶恐不安。无论是生活还是工作，阴暗潮湿的环境使他们成为了躲在阳光背后的异者，工厂老板以及某些城市人的鄙夷等使得本在苦难中生活的打工群体落入了更加苦难的现实当中。但也恰是这些精神压抑的痛苦使他们觉醒，并尝试拥有自身的话语权，书写那些来自精神与肉体的双重折磨。 　　参考文献： 　　[1]陈晓明.“人民性”与美学的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