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贻宝与燕大1942年在成都复校.docVIP

梅贻宝与燕大1942年在成都复校 　　一 　　燕京大学创办于1919年，其前身为通州协和大学、北京汇文大学以及华北协和女子大学。这三所学校都是由在华英、美教会创办，早期学校在设置上分男、女两校，男校在崇文门内盔甲厂，女校在灯市口同福夹道。直到1926年燕京大学新校区建成，男、女两所学校同时迁入，才真正意义上实行合校。这就是燕大从无到有的开创历程。燕大首任校长为司徒雷登，后来与美国哈佛大学合作成立哈佛燕京学社，燕大从中获得了充足的教育资金。“燕京大学戮力发展之时，适逢中国政府最为混乱之际，中央财政尤其不可收拾，北京各国立大学教授欠薪逾两年之久，燕京获征聘若干大师，殆亦机遇使然”。中国国内环境所造就的机遇与充足的资金使得燕京大学请来了许多名师，燕大发展得以突飞猛进，虽然经历抗战间有中断，但办学从未停止。直到1952年院系调整，燕京大学被裁撤，部分院系并入了其他大学，燕大才自此从中国大学舞台上消失。从燕大成立以来至其消逝，其为中国培养了大批人才，如著名的作家谢婉莹（冰心）、红学家周汝昌、社会学家费孝通、历史学家齐思和等等。梅贻宝在燕京大学发展的黄金时期入职该校，担任过注册课主任、教务长、文学院院长、代理校长等职。 　　梅贻宝（1900―1997）是著名教育家、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的幼弟。其早年就读于张伯苓创办的南开中学，1915年考入清华学校（留美预备学堂），1922年毕业后因担任中国基督教青年协会会长一年，所以直到1923年才赴美留学进入欧柏林学院深造。随后他分别在耶鲁大学、芝加哥大学获得硕士、博士学位，1928年学成归来后即供职于燕京大学。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留守北平的燕京大学遭日军查封，司徒雷登等学校主要负责人被日军抓捕，燕京大学的前途一片黑暗。在日军攻占北平后，梅贻宝因不堪忍受沦陷区的生活，并且其“深觉卫国御侮，需要国人协力以赴。因向学校请假赴大后方，参加抗日阵容”。就这样，梅贻宝离开了沦陷区的燕京大学，这也为他在燕大复校时被临危受命为代理校长提供了可能。 　　二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军于7月28日占领北京。在京的一部分学校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都早已迁往内地。“对我来说第一个问题就是是否跟着其他学校一起匆匆忙忙撤离到其他没有被日本人占领的地方，或是留下来静观其变”。燕京大学在这样的情势下面临着去留的抉择，但最终校务长司徒雷登决定留京继续办学。继续在沦陷区办学就难免要与日本人打交道，为了用美国来压制日本人，燕京大学在高高的旗杆上升起了美国国旗，而以往的燕大升的都是中华民国国旗或者是燕京大学的校旗。多次与日人接触后，司徒雷登很快发现和日本人打交道的秘诀，就是软硬兼施，因为美国政府态度的不明确使得日本人心里也有所畏惧，所以在与日本人打交道时既不流露出恐惧的神情，还要表现出真诚的态度。在与日人的博弈中，司徒雷登运用其智慧，使得大部分在校学生得到保护。除此之外，司徒雷登在与日寇和敌伪的周旋中，联合校内和校外的力量秘密地帮助一批批燕大师生由沦陷区转移到大后方，此举增加了大后方的抗日力量。 　　直到1941年珍珠港事件发生，预谋已久的日军在事变发生后不久就对燕大校园采取措施，派遣军队将燕园封闭，俘虏了燕京校内全部的美国籍教职员作为战俘，并且逮捕了陆志韦、赵紫宸、陈其田、张东荪等教师学生共十一人，司徒雷登虽出差天津但也随即被捕。群龙无首，加上在校的其余师生被遣散，燕京大学被迫停办。至此，从卢沟桥事变到太平洋战争爆发，燕京大学在沦陷区教学共维持了四年多。后来吴其玉先生曾评价道：“司徒雷登选择继续在沦陷区办学的决定从效果上来看是正确的，虽然也是不得已的。因为它至少为不愿投敌的优秀青年男女留一个像样的求学地方，还为抗战的后方培养一些人才。更进一步，还为敌占区的地下抗战力量提供了一个隐蔽所或联络站。但也因此付出了一定代价。” 　　燕京大学被敌寇封闭的消息传到抗战大后方，不少燕大的校友和董事听说后群情激奋，随即召集燕大同仁在重庆举行大会，会上一致决议一定要在后方重新开办燕京大学。在1942年2月8日的临时校董会上对复校作出了如下决议：（一）燕京大学后方复校；（二）成立复校筹备处；（三）推举梅贻宝教务长为复校筹备处主任。梅贻宝上任后随即开始着手复校事宜。首先，复校筹备处的特急任务，乃是迎接由沦陷区前来后方的燕大师生。他一面利用种种大众传播工具，广播燕大后方复校的消息，一面动员各地校友组织沿途接待站，尽力招待接济。大部分师生在听到复校消息后不顾艰难险阻，结伴南下。值得注意的是，燕大被日寇关闭后，有许多学生被分到“伪北大”、“伪师范大学”等学校继续上学，不少学生因厌恶充斥着奴化教育气息的伪学校而毅然决定逃往大后方。如被分到伪北大法学院的殷书训，去了两天就不愿去了，于是开始筹划逃到内地的事。当他在经历重重关卡抵达洛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