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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复发“极右症” 　　2016年新年钟声敲响之际，德国科隆突发具有“移民背景”的大规模性侵事件，为贺岁狂欢掺入了刺耳杂音。随后，欧洲多地连发“极右”排外街头运动，并演化为骚乱。德国及欧盟对难民“门户开放”政策再次被推上风口浪尖，也与此前欧洲选举中的“极右热”相呼应。 　　事实上，自法国大革命期间诞生“左”“右”之说以来，“极右”势力便作为另类“衍生品”与欧洲政治如影随形，但除二战期间臭名昭著的希特勒、墨索里尼外，其他人鲜有作为。然而，近年“极右”势力却日渐“显山露水”，特别是在2015年12月法国大区选举中险些染指半壁江山，令自诩“西方民主滥觞”的法国惊出冷汗，更促使欧洲各国深省：“极右”早已非昔日之“添头”“插曲”，而俨然成为在欧式民主内部潜滋暗长的“病毒”。 　　“极右症”发作愈频 　　在2014年欧洲议会选举中，各国“极右”势力普遍取得历史性突破，合力拿下1/5议席，刷新1979年欧洲议会开始直选以来的纪录，尤其是英国“独立党”、法国“国民阵线”等政党的支持率在本国登顶。 　　2015年12月的法国大区选举，正是“极右病毒”滋扰欧洲老迈躯体的又一缩影。事实上，在当年初的省议会选举中，国民阵线支持率就已高达近25%，超越执政党五个百分点，年中更一度突破30%。女承父业的玛丽娜?勒庞（小勒庞）“青出于蓝”，成为法国“最受工人阶级欢迎的政客”，春风得意之余她高调放言，称国民阵线“已是法国第一大党”。 　　“症”从何来 　　众所周知，纵使再致命的病毒，有时也只是长期潜伏体内，因此病毒携带者不等同于病人。病毒真正发挥“负能量”，迫使身体表达症状，需积聚多种内外条件。“极右症”之“表达”亦是如此。 　　首先，欧洲整体“免疫力”下降，放宽“病毒”发作条件。各方为促进欧盟“消化吸收”，推进一体化，让渡大量经济主权，一大实质就是北欧国家及法国、意大利等欧洲大国成为欧盟预算净出资国，通过为其他国家提供大量补贴，换取后者开放市场。这一模式为单一市场建设按下“快进键”，但也带来巨大隐患：除德国、荷兰等少数国家外，大部分欧洲国家并未因此搭上经济发展快车或倒逼改革，如南欧国家罹患产业空心化“通病”，经济竞争力显著弱化；一些中东欧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对落后，已入盟者日益依赖欧盟补贴，安于现状，未入盟者则大多谋求尽快入盟，欲强行对接高标准，改革反有揠苗助长之嫌。同时，欧洲国家无不秉承高福利理念，政府、企业负担沉重，欧债危机爆发前勉强靠较高经济增速硬撑，但财政赤字及公共债务比例亦纷纷超标。2015年12月，欧盟经历多年来“最艰难”峰会，英国脱欧、希腊债务及财政紧缩等问题集中爆发，矛盾公开化，意大利总理伦齐更罕见地炮轰德国总理默克尔，进一步加剧了欧洲民众对主流政坛及一体化的失望与不满，从而促其加以改变。 　　与此同时，“病毒”自身也在加紧更新换代。以老勒庞为代表的老一辈“极右人”多放浪形骸、口无遮拦，从而被牢牢贴上“新纳粹”“反欧”等极端保守标签，令人唯恐避之不及。但以小勒庞为代表的“新生代”则致力于为“极右”党派“去妖魔化”，重塑亲民的“温和右翼”“全民政党”形象。 　　玛丽娜?勒庞主政国民阵线后，第一时间与其父“划清界限”，强调“他是他，我是我”，不仅公开抨击老勒庞“新纳粹”言论，更将其驱逐出党，生生将87岁的老父气成重病，以此换取舆论好感。玛丽娜?勒庞还力求政策主张“可操作化”，一方面努力“用普通人的方式讲政治、说真话”，向民众阐释其“草根”立场，另一方面适度弱化民族主义、民粹主义色彩，包括将国民阵线传统的“脱欧”立场改为“疑欧”，包装“正常党派”形象。就连法国左派舆论阵地《解放报》也不得不承认，玛丽娜?勒庞主张“吸引人两分靠亲近，八分靠好奇”。欧洲其他“极右”政党亦依样画葫芦，纷纷高举“爱国”“为民”旗帜，引诱选民摒弃“既无新意又无生机”的传统政党，尝试“新选项”。 　　移民、难民的涌入为“病毒”的扩散和蔓延铺设了“快车道”。欧洲经济低迷及近年来的难民危机更加剧了双方的资源争夺，放大了文化差异。伊斯兰极端势力亦推波助澜，加大对欧渗透，蛊惑移民“圣战”，倒逼欧洲收紧移民政策，乃至停收难民，为双方的紧张关系再绷新弦，2015年11月13日巴黎恐袭当晚，法国北部的加来难民营就遭纵火。“极右”势力趁机利用欧洲民众安全忧虑陡增，将移民、难民问题与恐怖主义“作关联”“划等号”，并重弹欧洲“绿化”老调，散布“排外”“恐伊”情绪；同时渲染文明冲突，称问题“不在穆斯林，而在伊斯兰教”，企图化身“卫道士”。欧洲“极右”政党还欲“举一反三”，促欧管制规模更大的盟内移民。丹麦人民党前主席、现丹麦议会发言人凯斯高强调：“我们愿与邻和睦，但我们之间应有道篱笆。” 　　欧洲主流政坛开始接受“携带者”现实。传统上，欧洲主流政治系左右大党轮流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