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张纯音与顾准伯伯的交往.docVIP

母亲张纯音与顾准伯伯的交往 　　初相识 　　母亲与顾准伯伯相识于1962年。顾于1958年被下放到农村劳改，四年后摘掉右派帽子，再次来到经济所。顾准1962年回到经济所后，被安排到政治经济学组工作，恰好与母亲同在一组。通过接触，母亲逐渐认识到顾准这个人非同凡响：他头脑清楚、看问题敏锐、知识渊博。特别是他在治学方面刻苦认真的态度，给母亲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文革”前顾准在翻译西方经济学名著时，常碰到一些数学公式。为了更好地理解西方经济学理论，他借了一本很厚的高等数学，不厌其烦地一道道习题进行演算。这种刻苦治学精神在老干部中殊不多见。 　　“文革”初期，顾准受到很大的冲击，红卫兵勒令他们这些“牛鬼蛇神”交代自己的罪行。别人都小心翼翼把写好的交代材料贴到布告栏上，唯独顾准只在一张稿纸上写了两个大大的字――“读史”，便贴了上去。造反派将他痛打一顿，责问为何要这么写。他说：“因为最近什么都没干，只读了些史书。”事后他对母亲讲：“眼见那些红卫兵到处打、砸、抢、抄家，这些将来都得写进历史。我倒要看看中国会变成什么样，中国向何处去……”母亲认为顾准在“文革”初期写下“读史”这两个字，说明他当时就已经理性地看待“文革”。 　　1969年春节过后，顾准随同其他监管对象，被押送到位于建国门外的学部大院接受隔离审查。他虽然在此之前已被迫与夫人汪璧离婚，子女又都跟他断绝了关系，可内心深处无时无刻不惦记着他深爱着的妻子、儿女，幻想着有朝一日能与妻子破镜重圆。 　　1969年11月初，学部正式宣布要下放到河南息县五七干校。经济所作为“先遣队”，将于11月16日出发。此时，顾准并不知道妻子已于一年多前自杀身亡，仍一再写申请要求在走之前与妻子见上一面。对于所领导、工宣队的支吾、搪塞，他突然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意识到他的秀 （汪璧） 或许已不在人世。他急迫地对连指导员杨清华保证：“无论她死了、疯了、病重了，都一不影响下去，二不影响改造。”领导这才对他说了实话。汪璧的死讯，对顾准犹如晴天霹雳，令其悲伤欲绝。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凄惨地写道：“闻噩耗，既觉意外，也不觉意外……我此时只想知道她死时的情况。赵说，他们帮我找找，我就去打饭来吃。吃了几口饭，悲从中来，脸伏在饭盆上失声大号。但我还是抑制住，努力把饭吃完。我要活下去……” 　　顾准接下来恳求军宣队帮他找一下大女儿?头 （顾淑林），希望在走之前跟她见面，一起在外面吃顿饭，顺便了解一下亲人的消息。军宣队领导同意了，派人去和?头联系，可她竟拒绝会见。孩子的绝情，对他来说更是雪上加霜。 　　经历干校 　　学部下干校，母亲带上了我。那年我只有15岁，还是个稚气未脱的少年。母亲为了让我了解顾准伯伯，同她一道照顾这位老朋友，跟我讲述了许多关于伯伯的事：他的人品、他的学问，以及他所遭遇的种种不幸。 　　母亲说她第一次知道顾准这个名字，是在解放初期的上海。那时顾准任上海市税务局局长，三天两头签发关于税收的公告，满大街贴的都是署名“顾准”的告示，他被人们戏称为“布告局长”。没想到这位“布告局长”不久之后就因莫须有的罪名遭到撤职，落难后两度来到经济所，再后来竟成为她的好朋友。 　　对于母亲描述顾准这个右派是“第一流的德和才”，我一点儿也不觉得奇怪。她以前就曾跟我说过：“右派分子往往是一些耿直且德才兼备的好人。” 　　刚下干校时，政治气氛“左”得出奇。顾准伯伯是监管对象，经常挨斗，处境极为恶劣。而母亲却冒着受牵连的危险，继续暗中与他来往。顾伯伯来向母亲借布票。当时买布除了要钱，还得用布票。可伯伯自己平时积攒的布票有限，还差一些。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借张纯音布票二尺，买维尼纶混纺布三十尺……用大量素白维尼纶混纺布，枕套被里都是。这次整理起来的被服，大体可以用到我长辞人世之日。服丧从白，自古礼也……”原来顾伯伯很想悼念亡妻汪璧。可在那个极“左”、高压的政治环境下，他既不可能穿孝服，也不可能戴黑纱，于是想到多买一些白布，做成白色被套、枕套，以这种方式来寄托哀思。 　　亦师亦友 　　1972年7月，学部从干校迁回北京。我家因下去之前退掉了房子，被安排住在学部大院八号楼二层。这是一座U字形两层的筒子楼，过去是招待所。顾伯伯有家不能归，也住在这一层楼上。本来跟他同住一室的还有经济所李学曾。李在北京大概还有其他住处，多数时间都不在，故那个12平方米的房间实际上是顾伯伯一个人住。自从1966年“文革”开始他被隔离审查，到从干校返回北京，这是伯伯第一次有了自己的私人空间。他的住室在八号楼二层西侧最南端，离我家非常近。 　　这时运动重点是清查“五一六”，人们忙着打派仗，顾不上这些“死老虎”。顾准伯伯便利用这难得的安宁，开始着手他那庞大的探索研究。 　　这段时间是母亲与顾伯伯交往最多的阶段，几乎每天都与他长谈。伯伯白天去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