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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眼中的“妖妇” 　　摘 要：男性作家通常都从男性中心文化出发，把男性文本中的女性形象粗略地分为了“天使”和“妖妇”两大类，企图通过文本形象向女性宣扬男权制下的道德标准。随着社会文化的不断发展，女性意识开始觉醒，我们通过女性视角来审视男作家笔下被划为“妖妇”的女性形象。 　　关键词：男权中心；妖妇；《水浒传》；查泰莱夫人 　　[中图分类号]：I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17-0-02 　　随着女权运动的爆发，20世纪初的西方女性基本上获得了平等的政治权利。 然而政治上的男女平等，或者说表面上的、形式上的平等，并不能从本质上改变长期以来世俗对女性根深蒂固的偏见和歧视，女性的自我精神和自我价值并未得到完全的体现和彻底的改变。20世纪60年代后期，美国女权运动的再次兴起得到了世界各国女性的强烈响应，女权主义者对男女的不平等关系也有了更清楚、更深刻的看法。正如同美国女权主义批评家凯特?米勒特认为的，男性通过性政治支配女性，“把女性局限在性和生育的事务中，而让男子便于获得有别于女性的人生经验……它把男子在自己身上感到满意的东西标榜为男性优越的证明，而把女性身上有利于控制和支配的特征说成是女性的天性。” [1]这种男性控制女性的权利结构关系正是男权制社会的根本体现。 　　在男性掌握书写权的时代，我们可以发现，不少男性文学作品中充斥着许许多多的被“妖魔化”了的女性形象。据女权主义者苏珊?格巴和桑德拉?吉尔伯特的观点，我们可以将男性文本中的女性形象大略分为两类：天使和妖妇。“天使”是男性审美理想的体现，她们具有温柔、美丽、善良、顺从的特性，完全符合男性对女性价值的要求和标准，在行动甚至思想上都缺乏个性发展的自由；而“妖妇”则恰好是“天使”的反面，她们不畏男性中心和封建的社会规约，敢于表达、追求自我的发展，挑衅男性的统治权威，因此在男性把握着书写话语权的时代将她们“丑化”为了淫荡、风骚、心狠手辣的“妖妇”。 　　《水浒传》和《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中的女性形象无疑就是男性笔下典型的“妖妇”。她们要么拥有着绝世的美貌，要么有着高于男性的智慧，要么有着令人羡慕的财富……总之，她们有一技长于与她相对的男性，男性的权威在她们面前威力大减。因为她们撼动男权社会的规约，所以她们遭受压制、打击、消灭，自然是充满祸害的“妖妇”。 　　一、《水浒传》中的“妖妇” 　　《水浒传》是世界上涉及人物最多的小说，在一批绿林好汉的精彩人生中，伴随着出现了许多女性形象，而作者把潘金莲、阎婆惜、潘巧云等女性描写成了妖娆而恶毒的“妖妇”形象，使其成为梁山好汉们严惩的对象，值得我们琢磨一番。 　　首先，《水浒》中有一个人人皆知的荡妇潘金莲，长得“眉似初春柳叶”，“脸如三月桃花”，“纤腰袅娜”，“檀口轻盈”，不想却嫁给了被称作“三寸丁谷树皮”的武大郎，心中的委屈可想而知。但得与西门庆一见，便郎有心，奴有意，如胶似漆了。奸情暴露之后，潘金莲不惜亲手毒杀丈夫，以便与西门庆做长久夫妻。当然，恶妇终究不会有好下场，潘金莲最终死于武松之手，而“潘金莲”这个名字，也成了荡妇的代名词。很多人看到的是潘金莲放荡淫乱的一面，却忽视了她本身也是一个受害者的事实。潘金莲原是清河县一大户人家的使用女，颇有些颜色，由于大户要缠她，她执意不从。这大户怀恨在心进行报复，一分钱不要，反赔些嫁妆，白白地送给了“身材短委，人物猥琐，不会风流”的武大郎。她嫁给武大郎这等人物也就罢了，还要跟着没有能耐的武大受欺负，“近来取得一个老小，清河县人不怯气，都来欺负，没人做主。”（《水浒传》第二十四回）在那个“妻以夫贵”的社会，潘金莲没有地位可言，更没有安全感可言。嫁给武大郎本身就是张大户对潘金莲的一种报复，所以他们的婚姻没有任何感情可言，是畸形的，当她遇上了风流倜傥的西门庆，她的自身价值得到了肯定，便不顾一切了。 　　其次是潘巧云。潘巧云和潘金莲颇有相似之处，都是由于婚姻的不幸而红杏出墙。巧云原是王押司之妻，王押司病故后嫁给杨雄，未及一年夫妻。杨雄在衙门当差，“一月倒有二十来日当牢上宿”。王押司病亡两周年，潘公请报恩寺和尚做道场，期间潘巧云和主事和尚裴如海眉目传情，后潘巧云又借去报恩寺替母还愿之机，与裴如海私通。并定计在杨雄当班不在家时，夜夜相会。二人奸情被杨雄义弟石秀发觉，潘巧云为求自保反客为主挑拨石秀和杨雄的关系。石秀为证清白杀了裴如海，并串通杨雄将潘巧云骗至翠屏山问清缘由后残忍杀死。但无论潘巧云是为了感情也好，为了情欲也罢，在她生活的宋朝，有那样的举动无疑是对整个时代和男权的挑衅。男人家有三妻四妾还要去外面拈花惹草，这在当时的法律和道德上没有什么不当之处，但是妇女就必须从一而终。然而潘巧云显然没有这样遵守妇道。第一任丈夫过世后，改嫁杨雄，杨雄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