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的铁与花巴别尔《骑兵军》第一人称叙述.doc

2013年第期 俄罗斯语言文学与文化研究 2013, № 总第期 Russian Languag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Studies Serial №40 《骑兵军》第一人称叙述者柳托夫自我建构以及叙述可靠性分析 俞航361005） 提 要：俄国作家伊萨克·巴别尔在《骑兵军》中以戏剧化的人物叙述者代替了全知叙述者，叙述主体意识分裂，隐含作者的意图更加复杂隐蔽。柳托夫是本书中最具特色的第一人称叙述者，他贯穿始终，叙述话语覆盖哥萨克和犹太人。在叙述所见所闻的过程中，柳托夫的个人形象和主体意识也在文本中凸显，十分鲜活。而其可靠性问题也是受叙者探知隐含作者真实文化态度的重要途径。 关键词：隐含作者；第一人称叙述；可靠性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A2 “我”：戏剧化叙述者柳托夫 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作家遵循着福楼拜与亨利·詹姆斯革新作品叙述技巧的道路，更多地以人物有限视角来代替全知叙述视角，人物对事件的反应代替事件本身成为叙述的中心。叙述主体的意识不断分裂，隐含作者1的观点不再集中体现于某一叙述者。1961年韦恩·布斯在《小说修辞学》中第一次提出“戏剧化的叙述者”这一概念：“在某种意义上，甚至那些最缄默的叙述者，一旦把自己作为‘我’来提及时，或像福楼拜那样，告诉我们说，当查尔斯·包法利进来时，‘我们’正在教室里，他也就被戏剧化了。许多小说把叙述者完全戏剧化，把他们变成与其所讲的人物同样生动的人物（《特里斯特拉姆·香迪》、《追忆似水年华》、《黑暗的中心》、《浮士德博士》）。在这样的作品中，叙述者与创造他的隐含作者往往根本不同。”（W.C. 布斯 1987：170）戏剧化叙述者的出现是叙述主体意识分裂的必然结果，这使隐含作者的真实意图更为隐蔽。全知叙述因为有随意变换叙述视角的特权，往往掌控整个故事。而戏剧化叙述者的特征是形象鲜活，有时介入故事既是叙述者又是人物。同时由于叙述者道德水平、智力程度等各不相同，以及视角本身受限，其叙述往往是片面的，因此需要根据具体的文本来分析隐含作者通过这些戏剧化叙述者所要表达的真实意图。 在《骑兵军》中，“我”——柳托夫不只是一个简单的叙述者，机械地将故事传达给受叙者，而且是故事的参与者。所以“我”在讲述故事的同时，通过自身叙述所用词汇以及在故事话语中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建构了自己的形象。当受叙者将文本中有关柳托夫身份的信息收集起来时，会发现“我”是来自敖德萨的犹太知识分子，目前则是红色骑兵军的一员。比如《我的第一只鹅》中“我”回答六师师长萨维茨基的问题：“是彼得堡大学法学副博士……”而萨维茨基则回答：“原来是喝墨水的，还驾着副眼镜，好一个臭知识分子！……他们也不问一声，就把你们这号人派来了，可这儿会把戴眼镜的整死的。”（巴别尔 2004：45）再如《拉比》中，穆泰拉比问“我”：“这个犹太人从哪里来？”而“我”回答：“从敖德萨。”而当回答拉比“你做何营生”的问话时，“我”则回答：“我正把《奥斯托罗波尔的赫尔撒历险记》改写成诗。”这里叙述者是否可靠有待商榷，但从这些自我展现并结合其他主体话语，栩栩如生的戏剧化叙述者“柳托夫”便跃然纸上。 “我”除了代替隐含作者叙述故事之外，也在展现自身的主体意识，丰富了这一戏剧化形象的性格特征和内心情感。柳托夫时常用饱含感情的语调袒露心扉，受叙者可以了解他的内心世界。首先是“我”对犹太文明的眷恋与批判。柳托夫深深羡慕哥萨克的男性气概，用史诗般的语词描述哥萨克壮丽的行军。然而他的叙述话语时不时转换至对犹太文明的哀叹，在揭露犹太文明的衰败同时，也表现出依恋之情。如《基大利》中“我”对童年往事的回忆则将柳托夫的犹太身份清晰地展现出来。“每逢礼拜六前夕，总不由得提起旧事，于是刻骨铭心的痛苦便折磨着我的心。”（巴别尔 2004：39）回忆将受叙者带入第一人称回顾叙述中去，在这一视角中柳托夫采用往事中的那个尚未成熟幼年时期“我”的眼光。这个幼年的“我”生长于浓郁的犹太文化中，所见情景如此：“我的祖父就用他那部焦黄的大胡子去摩挲伊本埃兹拉的书，戴花边头饰的老婆子则把瘦长的手指伸在礼拜六的蜡烛上占卜，幸福地放声号哭。”（巴别尔 2004：39）虽然这是幼年柳托夫的眼光，但声音却是叙述者的声音：“而我那孩颗孩童的心便会像着了魔的浪涛上的一叶扁舟，剧烈地晃动……”（巴别尔 2004：39）从中我们可以感觉到“我”对犹太文化的深深热爱。开篇第一段之后，叙述转移到现实中的人物“我”的经历，即由第一人称回顾式转为第一人称经验式的叙述视角。然而开篇带有强烈情感的叙述声音并未消散，而是萦绕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