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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信息化 信息社会与社会信息化 “信息化”是一个颇具东方思维特性的概念，多为中国、日本及东欧国家的研究者使用。 对社会信息化的讨论，实质上就是对信息社会的讨论。 这样一种讨论沿着两个方向进行： 由信息经济引发的有关新的社会形态的讨论。 由经济、文化、生活等多方面变化而引起的社会形态的整体变化。 经济的社会形态 20世纪60-7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开始将“技术进步”视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因。 至20世纪90年代，有关经济增长的“技术决定论”达到顶峰。“技术”被当作一种推动和决定经济增长的独立因素。 马克卢普和波拉特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开始对信息技术及其应用所引发的经济现象的研究。 经济的社会形态 尽管他们一个将其称为“知识经济”，另一个称其为“信息经济”。但以当今的眼光看，他们的研究基本上处于“新经济”的概念框架之内。 后人将他们的研究与信息社会联系起来，源于社会形态的经济划分： 农业经济－－农业社会 工业经济－－工业社会 信息经济－－“信息社会”（一种新的社会形态） 经济的社会形态 在社会“信息化”变革的初期，人们的感受是多样化的。 丹尼尔·贝尔的“后工业社会” 彼得·德鲁克的“后资本主义社会” 尼科·斯特尔的“知识社会” 曼纽尔·卡斯特的“网络社会” 它们所描述的，都是“与近百年来一直占统治地位的那种社会截然不同的社会”。 经济的社会形态 根据俄罗斯学者B.П.伊诺泽姆采夫的研究： 造成概念混乱的原因，完全是由于人们只是“通过考察文明的某些个别特征来对它的新状况加以确定”，而没有将“关注的中心”放在社会现象的“整体规定性”上。 《后工业社会与可持续发展问题研究》 经济的社会形态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人类历史的原生形态是社会形态，而非经济形态。如：原始氏族公社时代，经济关系在社会中不起重要作用。（共产主义社会阶段）。 只有在商品生产随处可见的社会中，经济才成为一种“社会形态”。经济关系决定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提出：可以“依据一系列生产方式的共同特点”，在文明史中划分出一个时代，即所谓的“经济的社会形态”。 信息社会 按照日本学者伊藤阳一、小松崎清介等人的观点，“信息社会”和“信息化”两个概念，都是由日本学者首先提出并使用的。 1963年，梅棹忠夫（Tadao Umesao）的《信息产业论》 1969年，林次郎（Hayashi Yujiro）的《信息社会》 整个日本社会在20世纪60年代掀起了一股社会信息化研究的高潮。 信息社会 “信息社会”（Joho shakai）被用于静态描述一个信息产业高度发达并占有主导地位的社会。 “信息化”（Johoka）是从“有形的物质产品创造价值的社会”（工业社会）向“无形的信息创造价值的社会”（信息社会）的阶段性转变。 这种研究，显然也是出于经济的社会形态的视角。 信息社会 然而，与马克卢普和波拉特不同的是，日本的“信息化”研究虽然也起源于产业发展或产业结构等经济相关问题，但人们在关注日益显现的“新经济”现象的同时，似乎也对其带来的“新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 1964年1月，《朝日放送》刊登了立教（Rikkyo）大学神岛（Kamishima）教授的《信息社会的社会学》； 信息社会 在1964-1966年间，《朝日放送》连续21个月刊载系列文章，包括：《信息社会中的受众》、《信息社会中的媒体》、《信息社会中的组织与个人》、《信息社会中的妇女》等。 1969年，《日本经济新闻》，刊登以“信息社会”为主题的系列文章，内容涉及：信息化 理论、度量方法、技术、政策、产业、转播媒介、教育、文化、个人生活、隐私、脆弱性以及国际对比等。 日本学者更多地将“信息化”看作一种社会现象，而不是单纯的经济问题。 社会信息化水平的测度 马克卢普法 波拉特法 RITE的社会信息化指数模型 国际电信联盟的七国信息化指标体系 IDC的“信息社会坐标法” 信息产业部的《国家信息化指标构成方案》 国际信息社会测度核心指标体系 马克卢普法 马克卢普将知识产业分为五大类： 教育 研究与开发 通讯媒体 信息设备 信息服务 马克卢普法 马克卢普将信息经济测度体系中的各个项目从现行的统计体系中挑选出来，然后采用“最终需求法”，对信息产业进行测算和平衡。 马克卢普法 最终需求法又称支出法、最终产品法，是测算国民生产总值的两种主要方法之一，具体公式为： GNP=C+G+I+（X-M） C ：消费者对最终产品和服务的需求量或消费量， G：政府采购。 I ：投资量，厂商对最终产品和服务的需求量或消费量（企业、组织和政府对固定资产和物质储备的总投资） X ：出口额，M ：进口额，X-M ：出口净额，即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