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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农兵美术及创作教学的思考 　　摘要：鉴于文革时期的美术活动和整个社会运动如影相随，范围之广也超过以往任何时代。文章从历史的角度考察了文革中最具代表的工农兵美术的发展状况，通过工农兵美术创作含义、工农兵美术学员培训情况和对教学的思考几部份，分析极端功利化了的美术创作、人员培训的教学状况及其产生的弊端。时至今日，面对当前美术教育状况不断功利化趋势，以史为鉴，其中仍有一些值得反思东西。 　　关键词：工农兵美术 培养 教学 思考 　　文革作为我国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文革美术是该时期的一个重要的文化现象，主要包含有红卫兵美术、工农兵美术等。在通过对工农兵美术这一时期的创作尤其是教学活动的研究，我们不但可以从文艺美学角度来审视这时期的审美特征，也能“前车之鉴、后事之师”，对当前美术教育也有着一定的现实意义。 　　一、对工农兵美术在文革中的创作认识 　　文革中的工农兵美术包含两个方面的意义：首先这时期美术创作中的主题是工农兵，再是指美术创作队伍培养的是工农兵学员。 　　其实早在上世纪50年代末期就已经出现了广泛的工?r兵创作的美术运动。在那时候的权威专业杂志高度的评价其艺术成就，主流媒体例如《人民日报》《解放军报》曾从政治上高度赞扬。随后工农兵美术再次随着文革而开始，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是上海的工人画、陕西户县农民画，海军部队及广州部队和军事博物馆的作品。其中如《我是“海燕”》，这是潘家峻描绘女战士在极端恶劣天气下抢修电讯线路的油画，修好电线后，女主人公站在危险的电线杆上，以“我是‘海燕’”联系对方，这信号同时又寓意女战士是暴风雨中展翅飞翔的海燕；刘柏荣的作品《胸怀朝阳何所惧，敢将青春献人民》，为了体现出牺牲的十一位英勇知青，主题表现则完全是以标准的文革式“高大全”模式来塑造英雄形象，画面出现的凶猛洪水，尽管夺取知青的生命，但最终被他们的革命精神打败，革命英雄主义中“高大全”的气息扑面而来。 　　在这时期创作的美术作品已是政治符号化，所有画面表现出喜庆的红色、老百姓看得懂的年画样的造型模式，成为社会最易接受的艺术形态。在专业层面上，建国后一段时间所建立的比较系统完整的艺术体系和尊重艺术规律的风气被逐步抛弃。从审美角度看，画面细腻的中间层次变化和富有表现力的颜色已经消失。当这一切变为整个时代的统一模式时，标志着文革美术新模式的“红光亮”确立了。 　　二、工农兵美术学员的培养状况 　　工农兵美术是文革运动的新产物，随着运动的不断推进，整个社会无论各级事业机构，还是各行业各个单位都建立自己的宣传机构。各种庆祝活动和英雄主义的宣传，尤其是代表中国光辉前途的毛泽东思想，通过各种宣传方式占居中国城乡的每一片土地。在这种情况下必然存在着对工农兵美术的建设问题。 　　对工农兵美术队伍的建设，首要的任务是扩大创作队伍，其次，大力提高工农兵美术的创作水平。扩大创作队伍的办法是招收在政治和社会身份上合格的新学员，办学各种短期培训。这种背景下，浙美于1969年8月开办“浙江工农兵美术实验大学”创作培训班；1970年全国高校开始招收美术在内的工农兵大学生。广州部队在1972、1973年先后办了两期创作培训班，这样培养了一支将近90人的美术骨干队伍。又通过这些骨干办短期训练班。培养了连队幻灯、黑板报骨干，在基层发挥作用。此外，从1971年到1973年，阳泉市文化馆共计举办了4期业余美术创作学习班。这样立足基层开展业余美术创作形式，受到基层单位的领导群众的欢迎，其基层美术创作人员培养模式在全国各地方都促进了创作活动如火如荼地进行。 　　而那时进行的创作，创作主题内容实际上是早已确定的，基本上不可能有个人创作自由，而作品完成后通常只能以集体创作小组或者工农兵的政治身份署名。正如当时奉行的“革命机器上的螺丝钉”精神一样，每个人的个体身份消解于集体洪流之中。 　　三、对其教学模式的思考 　　大学不但是知识的象牙塔，思想的摇篮，也一直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巨大力量。千百年来的知识积淀，使掌握了这些的知识分子成为社会的文化精英。而招收工农兵大学生，除了行业发展对人才技术的需要（原有的已被打倒推翻），也体现江青在1966年2月2日至20日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中提出的要夺得文艺领导权的野心。即招收的工农兵除了向被他们打倒的异己精英分子学习形式技法，但更重要的是，他们主要建立一个以无产阶级名义的新的知识集团，重新构建新的价值评判标准，从而消解旧知识精英阶层建立的体系和“话语权”。基于此，建立一套新的“人才培养模式”变得非常迫切。因此从教学模式上提出“大课堂”和“小课堂”的关系，即社会实践和学校教学的问题；人才培养模式上，采用速成的通用的“创作型”的方法。具体体现是：改以往长期训练为短期速写，缩短学习时间；课程设置上减少基础性课程，增加实用性课程；针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