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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文学评论更有筋骨 　　创作更多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文学作品，促进文学的繁荣发展，离不开文学评论的引领作用。 　　阎纲是文学工作者们熟悉的评论家。早在20世纪50年代末，阎纲的名字就不陌生。他在《文艺报》编辑岗位上竭力推荐和著文评介“三红一创”，即：《红旗谱》《红日》《红岩》和《创业史》，及《林海雪原》《青春之歌》。尤其是《红岩》，他在《人民日报》发表《共产党人的正气歌――〈红岩〉的思想力量和艺术特色》一文，认为作品将敌我冲突推向生死关头，烈士们的牺牲精神，给人的心灵以相当剧烈的震撼。人民物质生活匮乏之际精神生活必须丰满。此外，他还出版了《悲壮的〈红岩〉》，后在《文艺报》继续推动下，全国掀起“《红岩》热”，1963年被称作“《红岩》年”。 　　停刊达10年之久的《人民文学》杂志复刊时，他抱病挺身而出，夜以继日写下了一系列让文学回归“人学”的评论；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为“文学的解放”大声疾呼，并惊喜地为“短篇小说呈突飞猛进之势”而喝彩。当中篇小说异军突起时，他又敏锐地指出：“中篇小说的突然活跃，而且如此长足的发展，这种情形在我国社会主义文学史上，恐怕是空前的吧！”称赞其盛况是“千树万树梨花开”。 　　1978年，王蒙发表《夜的眼》《布礼》《风筝飘带》《春之声》《海的梦》《蝴蝶》六篇意识流小说。“小说出现了新写法！”阎纲积极推荐：艺术创造，务去陈言，贵在翻新；你越“怪”、越新，我越爱看。“百花齐放”的时代，人们要看“百花”。从这个意义上着眼，我对于王蒙试验的成功，抱有预期的热情。果然，王蒙的新作产生“轰动效应”，文坛刮起创新风，带动了一代小说的革命。 　　从1976年开始，蒋子龙发表了《乔厂长上任记》等一系列旨在“救救工业”的作品。阎纲称赞他“把‘工业文学’的现实主义水平大大提高了”，并给予高度评价：就我国工业题材小说创作而言，蒋子龙“文起当代之衰”！蒋子龙感慨道：“阎纲是我人生的贵人，文学上的恩师。” 　　1979年6月，雷抒雁的诗歌《小草在歌唱》发表。小草“打开”冰封的心窗，问天理、问良心。阎纲在清晨的广播中听到这首诗，立即向雷抒雁表示祝贺，盛赞他发现“小草”这一意象符号的才情。 　　2013年，雷抒雁去世。阎纲花了两个昼夜，赶写出6000字的悼文为雷抒雁送行。他写道：抒雁在《母亲》一诗中说：“在所有的词里我最怕‘失去’。”我们失去抒雁，我现在纪念他。回首往事，抒雁就会复活。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江苏作家高晓声发表《“漏斗户”主》《陈奂生上城》《陈奂生转业》《陈奂生包产》等系列小说。阎纲在1982年撰写评论指出：高晓声把一个头脑简单的、正直勤劳的农民，投进千变万化、好看煞人、万花筒般的纷扰世界，表演出一幕幕悲喜交织、正邪交赋的活剧来，从而把一个新旧交错、新旧交替的历史转折时期的农村面貌活生生地置于读者眼前。陈奂生像是解放了的阿Q和闰土，肩着因袭的重担，可惜他成不了生活的主角、国家的主人。这一点很深刻，凸显出鲁迅的笔法。这样成功的典型人物，能数得出几个呢？ 　　对路遥的创作，阎纲一直寄予热忱的关怀。中篇小说《人生》是路遥为新时期处在农村和城市交叉地带的青年人探讨“人生”道路的作品。发表后，阎纲先睹为快。他高?d地致信路遥：很少有小说像《人生》这样扣人心弦，启人心智。《人生》情节跌宕有致，故事大起大落，人生之路崎岖难行，从而在一个生活难题面前引出现实关系的深刻描写。 　　读罢阎纲的来信路遥很激动，在回信中写道：你的信重新“唤起了我对这部作品中那些‘老熟人’的深沉的回忆――我把他（她）们送到读者面前时，像刘立本出嫁巧珍一样只是感到终于了结了一桩沉重的心事，长出一口气，以后就淡了：嫁出去的女子泼出去的水，由人去看去说吧。现在你把这些人物又引到我的眼皮底下，使我的心不由又为他（她）们震颤起来……” 　　电影《人到中年》好不容易公开放映，有人却发文断言影片中陆文婷这个人物虚假，不真实，暴露黑暗面，有“重大的政治问题”。 　　阎纲立刻挥笔《为电影〈人到中年〉辩》。他慷慨陈词：谌容的小说《人到中年》发表两年之后，人到中年的蒋筑英、罗健夫逝世，胡乔木写了《痛惜之余的愿望》，但轻视、排挤和打击中年知识分子的事时有发生。《人到中年》大有助于知识分子政策的加紧落实，政治上何言错误？ 　　阎纲和小他10岁的陈忠实，一直是知根知底的朋友。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陈忠实发表了《信任》等小说，正在住院手术的阎纲读后竟有说不出的激动，称赞其“仍然带着关中芬芳的泥土气息，观察生活深入并满怀善意，一新人的耳目”。陈忠实长篇小说《白鹿原》出版后，阎纲更是欣喜若狂，大谈“《白鹿原》的征服”！赞叹：《白鹿原》质疑万能的阶级学说，超越《创业史》，开创了当代文学史上石雕式的现实主义！ 　　《“高尚的圣者和殉道者”――评〈犯人李铜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