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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国际视野把握创新发展大势 　　金融危机之后，各个国家都将创新作为走出危机的最重要手段，相继推出各自的创新发展战略。哪个国家能够引领创新，哪个国家就能获得发展先机。2015年10月，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其任期内第三次发布关于支持创新的国家级战略性文件《美国国家创新战略》，提出了支持美国创新生态系统的新政策，欧盟、日本纷纷响应。可以说，创新发展在各个国家已被提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其发展趋势决定着世界科学技术发展的趋势乃至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 　　当前国际创新发展大趋势 　　1912年熊彼特在其发表的《经济发展理论》中指出，创新是创造性破坏，是把一种从来没有过的关于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从而形成新的经济能力。至于如何“破坏”，熊彼特给出了五种方式，即开发新产品、运用新方法、开辟新市场、使用新材料、实现新组织。但是，如今生产组织化程度之高、社会分工专业程度之细以及政府管理精细化程度之深已非百年前可以相提并论，国际上对于创新的认识早已跳出了“就创新论创新”的窠臼，达到了一个务实、全面、开放的新高度。 　　追求实质性创新，破除创新产业的“门户之见”。很多国家在其创新战略中都列出了创新发展的产业目录，将一些产业指定为重点扶持产业。很多人因此认为创新是与新产业、新产品联系在一起的，或者说，只要有新产业，那就是创新。真是如此吗？美欧日在其创新发展战略中都开宗明义阐述创新的目的。在2015新版创新战略中，美国反复强调，创新旨在未来十年驱动经济增长，推动私营部门产业发展，拉动国内就业，进而为美国人民提供一个创新性政府。产业发展的指向只是为了达到这些目的而进行的前瞻性设计。就如同对于创新企业而言是否拥有知识产权并非目的，真正的目的在于通过知识创造激励机制高效利用知识以获取价值。这与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创新要实”有异曲同工之妙。创新不应当有唯高精尖产业的“门户之见”，只要观念转变、模式转变、手段转变，即便传统产业也能够被赋予创新的生命。 　　追求系统式创新，冲出创新的自由主义“樊篱”。所谓系统式创新，是指一个国家内各有关部门和机构间相互作用而形成的推动创新的网络。它尤其强调政府在创新中的引导与协调作用。金融危机以后，西方国家开始对自身的创新政策作了深刻的反省。一改以往秉承自由主义、不干预创新的做法，承认政府在推动科技创新发展方面应该有所作为。英国政府指出政府要像一个企业，有规划、有目标、有方法地应对市场失灵。美国在其2015年新版创新战略中重新审视政府定位，将自己设定为创新型政府，计划加大对于基础研究、STEM（科学、技术、工程、数学）教育的投入力度，建设世界一流的基础设施及以宽带、无线技术为代表的数字基础设施，为下一个美国奇迹“铺路搭桥”。可见，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也冲出了自由主义“藩篱”，系统式创新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 　　追求开放式创新，跳出创新的“自我封闭”。著名的美国经济学家Henry Chesbrough在2003年提出了一种新的创新模式――开放式创新。他认为企业可以有意识地流入和流出知识以加速内部创新，并为外部创新的运用扩大市场。君子生非异也，善假于物也。对于一个企业来说，内部与外部的创新资源同样重要，企业应该将两者整合并均衡两者之间的资源以实现创新。苹果公司开发的iPod是由外部企业家Tony Fadell提出想法和概念，随后苹果公司雇佣了一个35人团队，与飞利浦等企业建立伙伴关系一起来开发iPod系统。对于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地区来说，政府需要提供资源共享平台以便企业获取外部资源。目前，美欧日政府竞相出台政策积极推动科学信息的开放、扩散和保存，以此“更好地获取科学信息，促进公共研发投入产生更好的效益”。开放式创新能够“让每一个才华，每一个智慧，在任何空间绽放”。无论是新版美国创新战略中提到的“营造一个创新者的国家”还是中国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其实质就是开放式创新的现实体现。创新已不再是自我封闭式的苦行僧探索，而是开放式的全民参与的智慧盛宴！ 　　未来中国创新发展导向 　　中国自2006年提出自主创新、建设创新型国家战略以来，国家科技进步和创新能力明显增强，整体水平加速从量的增长向质的提升阶段迈进，全社会对于创新的态度与认知有了很大变化。 　　形成了关于创新与国家竞争力关系的共识。随着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以往的劳动力、土地、资源等红利衰减，外需亦在不断减少，主要依赖要素投入的粗放式、外源式增长模式难以为继，经济发展方式和经济结构已到了非转、非调不可的新阶段。另外，世界经济形势不确定不稳定因素增加，量化宽松政策已经用到极致而收效甚微，中国与全球同此凉热。增强创新能力已经从自上而下的拉动演变为自下而上的推动。全社会意识到唯有创新驱动发展，经济才能实现质的跨越，才能在激烈的竞争中抢占先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