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然需要用人的“用人单位”.docVIP

依然需要用人的“用人单位” 2015年12月15日，曹思明（中）和负责电子的小伙伴蔡尧钟（左）、负责结构的小伙伴曹鹏军在深圳工作室里展示成品PPGUN。 　　在全国经济增速下行的大背景下，深圳是一个亮点。最新数据显示，2015年，深圳全GDP增长8.9%左右，按最新汇率计算，约合2.0636万亿港元，直追香港。有人预计，如果深圳保持增速，今年深圳GDP可能超过香港。 　　尽管房价高企，但和改革开放之初一样，南下“淘金”的年轻人并未停止来深的步伐。 　　和很多城市不同，深圳是一座产业之城，体现实体经济状况和企业质量的数据一直不错。2015年，当地地税收入增速全国居首。同时，货物贸易出口额更连续23年居全国大中城市第一名。 　　作为“中国制造”的重镇，深圳的制造业正在朝着“轻质化”转型，而另一支柱产业金融业也面临深度调整。这些变化，也对人才结构提出了新的需求。 头脑不用裁员 　　船小好调头，中小企业既能及时地感知经济形势变化。在用人问题上，也最能灵活地“吐陈纳新”。 　　“这两年，生意越来越不好做。”从事电子制造业的深圳企业家张海告诉《南风窗》记者，他的业务已经受过“三轮”打击。第一轮是2008年的美国次贷危机，钟表、台灯等产品外销数量一下子跌了3成。第二轮是欧债危机，外销跌了两成。最近一次打击是日元的持续贬值。他说，日本贬值的影响不低于次贷风波和欧债。 　　2012年，安倍晋三上台后，日本加速实施了一系列经济刺激政策，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宽松货币政策，日元进入长期贬值通道。截至目前，日元几乎已经持续贬值4年。 　　“安倍经济学”对日本本国经济的提振，到底有多大，目前各方并没有统一的意见，但对重要贸易伙伴中国的制造业造成的负面影响则立竿见影。张海说，这几年，日元汇率下降，但美元和人民币贬值幅度不大。所以对日本进口商来说，从中国进口的商品，等于“涨价”了30%左右。 　　另一个问题在于，国内生产成本也在上升。从2008年的次贷危机开始，多数电子消费品的制造成本至少涨了20%，因此必须要提价才能有赚头。这样一来，如果是日本客户，叠加汇率波动的因素，那么等于产品涨价了40%至50%。“这么大的价格波动，海外销售影响肯定很大。” 　　尽管外销受阻，但张海的公司裁员不多，这主要源于他早已完成了企业转型。他的电子公司成立于1990年代初，最开始，他开过工厂，从银行贷款几百万，从日本购买了机器。但后来，他发现这条路风险太大，所以才走上了“轻资产”的路。 　　在他看来，电子产品更新换代太快，工厂的设备需要更新，固定资产的投入太大了。如果遇到销路受阻，资金链条断裂，那么企业就很难挺过去。在2005年，他把工厂折价卖给了别人，而后专注于设计、开发自有品牌。 　　至于生产环节，则外包给东莞的企业来做。目前，该公司的产品主要是台灯、收音机、电子表等小家电，主要都是自有品牌，外销、内销比约为四六开。 　　经过这次“转型”，企业的人员结构也发生了变化。之前，工厂有400多个工人，而其他主要是综合管理人员，研发人员不到10人。但现在，企业规模只有不到200人，但研发人员占了150人左右。 　　尽管日元贬值导致了外销受阻，但张海并未裁员。因为，他找到了内需的大市场。张海的一个大客户是国内一家知名互联网公司，该公司正在和张海合作开发一款语音识别的家用小电器。因为，涉及商业秘密，所以张海并未透露产品的具体信息。 　　这款语音识别小家电的20人研发团队来自于3家公司。10名工程师来自于这家互联网公司，4名来自于东莞的代工企业，而张海的公司派出了6位“精兵强将”参与。“每个环节都不能出错，但大家合作得很好，在赶时间。” 　　张海告诉《南风窗》记者，他之所以可以做到不裁员，最主要的原因只有一个：机器不适应新产品了，只能废掉，那么工人也只能辞退。但一家公司如果只做设计，那等于用脑子工作，而人的脑子是可以不断学习的，所以用不着裁掉。“以前做收音机的，现在做声控系统开发，没有一点问题。” 　　说这话时，张海一副志得意满的表情。的确，他是一个好老板。 “校企对接”有欠缺 　　某种意义上讲，张海公司的“内需故事”正是当下中国经济转型的一个缩影。 　　当下，中国的互联网公司都在做一件事，即抢占两个入口：一是移动互联网的入口，二是智能家居的入口。为什么要抢占入口，因为掌控了入口，这家公司就可以掌控入口之后的产业链。 　　在PC互联网时代，中国最成功的互联网公司都是“入口”掌控者。比如，百度掌控了个人电脑页面搜索的入口，这使得它成为了中国最大的“广告公司”，而腾讯掌握了社交工具QQ，因此依靠这个入口成为了中国最大的游戏运营商。 　　抢占入口，可以通过两个方式，一是抢占硬件入口，二是抢占软件入口。在移动互联网时代，巨头抢占入口主要是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