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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领绿色发展 发展绿色金融 　　过去30多年来，我国传统经济模式呈现粗放型增长，资源、环境承载力已接近甚至达到上限，倒逼经济转型绿色发展的深层次变革，成为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大势所趋。 　　有专家表示，在经济增速放缓和供给侧改革的大背景下，只有坚持“绿色化发展”才能拉动社会经济发展的新引擎。如同创新发展要有技术创新和金融创新的双轮驱动，绿色发展更要有绿色金融意识。 　　就此，《民生周刊》记者专访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辜胜阻。 　　民生周刊：怎样理解绿色发展？ 　　辜胜阻：绿色发展是“十三五”社会经济发展的底色。底线延伸出底色，底色就是绿色发展。我们过去的粗放发展方式很多方面不是绿色的，如何转向绿色发展非常关键。在“十三五”规划建议中，绿色这个词出现21次，成为高频词之一。特别是第一次提出绿色富国惠民。 　　过去讲强国富民，现在是绿色富国绿色惠民。绿色发展理念还会带来一系列新的政策，过去有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比如节能环保、新能源汽车，这些都是跟绿色发展有关的产业。 　　绿色发展不仅仅是环境的保护，也会带来产业发展方面的机遇，比如北京提出7600亿元人民币治理雾霾，治霾的过程就会带来巨大的市场机遇。 　　在坚持绿色发展的过程中，要树立全球性生态的视野。这样来看，绿色发展实际上就是三重危机倒逼的绿色经济，这三重危机分别是：全球性金融危机、能源短缺和环境污染。 　　民生周刊：您认为北京目前面临的环境问题的原因是什么？ 　　辜胜阻：北京现在面临前所未有的大城市病，治理大城市病从资本的角度来讲，要疏解非首都功能。 　　我们来举例谈谈水污染。 　　2014年全国两会上一个提案中提出：水危机是中国持续发展最大的问题，人让水病，水让人病，人水关系急剧恶化。北京的人口从1949年的建国初期400多万，现在已经突破2000万，人口的增加必然带来环境人口容量过大。现在北京人均水资源只有100（立）方，不到全国平均水平的1/20，不到全世界平均水平的1/80。 　　靠南水北调，人均可以增加50（立）方，但是南水北调的代价很大，成本很高，能不能彻底地解决北京的水资源问题，也是值得探讨的。水对一个城市的发展作用是巨大的，北京如今不得不超量超采地下水，导致平原地区的地下水平均年均下降1.1米，已经形成了2600平方公里的沉降区，沉降区直接影响了北京的生态安全。 　　城镇化的主体形态就是城市水的建设。京津冀是很大的城市群，未来5～10年我们的人口将有80%以上在城市居住，经济规模将近90%在城市群中间。城市群会带来金山银山，但是能不能守住绿水青山，这是非常大的挑战。 　　民生周刊：您认为，环境治理和发展经济有怎样的关系？这二者应如何协调发展？ 　　辜胜阻：经济学家有一个环境可持续发展和环境治理关系的理论：当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低的时候，环境污染的程度轻，随着人均收入的增加，环境污染由低到高。按照经济学家的理论，环境的污染和经济的发展阶段有直接关系。但，我们在治理环境的问题上不能坐等经济发展，然后再治理环境，我们必须把它摆在非常重要的位置。 　　发展绿色经济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要兼顾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我们在绿色经济发展过程中有三大支撑，产业化、市场化和国际化，绿色发展过程中需要技术、金融、文化这三轮驱动。 　　绿色发展是生态问题，是民生问题，也是经济问题。我们要用双手、双轮推动绿色消费和绿色营销，要将绿色技术和绿色设计相结合。绿色经济的发展要用好政府有形之手和市场无形之手，实现绿色技术和绿色金融的双轮创新驱动。 　　发展绿色经济需要有绿色文化的引领、绿色标准的引领、绿色政策和绿色科技的支撑、绿色产业的推动，还要有绿色法律的保障，还需要政府完善结构调整的机制、坚持政策的激励。绿色发展，不能完全依靠市场，要建立市场引导机制，要建立全社会的参与机制。 　　民生周刊：如何发展绿色金融来引领绿色发展？ 　　辜胜阻：绿色金融工具包括绿色信贷、绿色保险、绿色证券、绿色基金、社会责任的投资、环境证券化、碳金融等绿色金融产品，我们的资本市场，主要是为石油、煤炭等化石能源服务，所以现在有人提出，要通过立法强制性要求上市公司和发行债券的企业披露环保信息。 　　现在很重要的就是信息披露，要坚持绿色发展，就要让上市公司和发行债券的企业披露环境信息，环境信息是非常重要的企业社会责任。 　　绿色金融方面，还要考虑发展碳市场与治理大气污染的关系。通过碳交易市场，减少工业化石能源的利用，可以减少排放，可以实现生态的保护。 　　污染的治理一方面靠政府，另一方面可以以价格为基础，通过市场来调节。环境税、排污许可证等等，都是市场行为。除了政府以外，我们还可以依靠市场措施来解决。碳市场是治理污染的有效市场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