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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扬：金融监管协调应有多层次 　　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十三五”规划建议提出，“加强统筹协调，改革并完善适应现代金融市场发展的金融监管框架”之后，“统筹协调”被外界解读为今后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方向。 　　在中国社科院前副院长、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李扬看来，完善金融监管不应只是简单的机构合并，而应是建立多层次的协调机制。 　　“最核心的是货币当局和银行监管部门的协调;第二层是货币当局同银行、证券、保险三个监管机构的协调;在此之上，还应当有金融部门和财政部门的协调。”关于最核心层次的金融协调机制，李扬主张，可借鉴外管局模式，建立央行和银监会之间的密切协调机制，但要保持银监会的相对独立。 混业监管势在必行 　　中国新闻周刊：加强金融监管协调，是否意味着要改变目前的分业监管模式？ 　　李扬：当然要改，但不能就是简单地“合并”。我认为，讨论监管框架改革这类高度复杂的问题，首先应当有历史感，就是说，应当把问题放在一定的历史环境中动态地看;其次应当结合中国国情，充分考虑中国经济和金融发展的需要，不能盲目照搬别国经验。 　　我们应充分肯定分业监管的历史贡献。大家知道，中国分业监管始自90年代初期，定型于本世纪之初。在没有分业监管之前，所有的监管活动和货币政策决策都集于央行一身，那时，无论是金融监管还是货币政策，都做得很不到位，也不可能做到位。 　　更有甚者，在一个相当长时期内，我们面临巨额不良资产的困扰，外部则遇到亚洲金融危机不断冲击，所以，中国人民银行的主要工作就是“救火”，根本没有时间和机会认真讨论货币政策，也没有时间和机会认真研究银、证、保各业的监管框架。这充分说明，在体制上分离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管，并将银、证、保各业的监管专业化，为当时中国金融改革和发展所必须，是中国金融发展不可逾越的一个阶段。 　　分业监管格局形成后，中国的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管各自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中国自上世纪末开始有现代意义的货币政策，2003年银监分设后，货币政策框架逐步完善。 　　正是基于这一框架，中国有效应对了2008年之前外汇储备巨额增长造成的“输入型通货膨胀”，如今，正在有效应对着相反的事态。就银行业而言，中国建立了具有现代化水平的银行监管体制，而且成为世界上率先实施《巴塞尔协议Ⅲ》的国家之一。保监会致力于维护被保险人的合法权益，维护保险体系的整体安全与稳定，其实施的“偿二代”（中国风险导向的偿付能力体系），在世界上居于领先地位。 　　就证券业监管而论，在十余年内，我们就基本建立健全了证券监管法规体系和监管体系，并解决了证券市场一系列先天性缺陷（如股权分置等），所有这些，都应当算是分业监管的功劳。 李扬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致力于金融研究的最前沿。从断言“人民币不可能大幅升值”到揭示“投资高增长是中国面临的长期问题”，再到厉喝“银行不能变成当铺”。李扬以他的专业知识和一腔热情时刻关注中国经济的发展。图/CFP 　　中国新闻周刊：目前，全球主要国家大都从分业监管转向了混业监管，中国是否应借鉴这些国家的经验？ 　　李扬：借鉴别国经验肯定是必须的，但是，我们必须认真分析这些国家监管体制发展与其金融发展以及经济基础变化的关系。 　　在西方国家，分业经营和分业监管始自二次大战期间，起因则是发生了著名的1929～1933年大危机。二战之后，分业经营和分业监管形成制度。上世纪70年代开始，随着金融创新风起云涌，金融混业渐成趋势。这种状况反映到监管层，便是开始探讨重新混业监管。在美国，经过80年代两个银行法，90年代银行法，终于在1999年通过《金融服务现代化法》，宣布了混业经营和混业监管正式替代了分业经营和分业监管。 　　回顾这段历史就是要提醒大家，中国的分业、混业进程与国际进程完全不一致：当我们开始分业之时，正是全世界混业搞得热火朝天之时。所以，我们在讨论中国的问题时，一定要将之置于具体的国情之下。国际潮流是要顾及的，国际规则是要借鉴的，但中国国情和中国的需要才是第一位的。当世界都在混业时，中国方才开始分业，那是中国国情的需要，实践证明，这是对的，是合理有效的。 　　总之，我们应该对原来的金融监管格局给予充分肯定，给它一个中肯的历史定位。 　　中国新闻周刊：那么，从现在的中国国情来看，对金融监管提出了怎样的要求？ 　　李扬：从现在来看，这种分业监管的状况必须转变。这是因为，中国的金融业已经混业经营了。这种发展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看，一是机构层面，二是产品层面。 　　从机构层面看，虽然我们并没有非常明确地鼓励混业，但混业已成大势，现在，大一点的金融都是混业的，一个法人机构同时拿几张金融牌;另外，很多非金融机构集团，其旗下也都包含有若干金融机构。 　　从产品层面看。本世纪以来，为了满足客户的多样化需要，或者为了规避监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