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18世纪中国文化在英国的传播概况.docVIP

16-18世纪中国文化在英国的传播概况 　　英国位于大西洋东部、欧洲西部，与欧洲大陆隔海相望，四面环水的特殊地理位置造就了民众的“岛国性格”，民族优越感强，排外心理较重，对异域文化较为缺乏包容和交流的心态，这些都造成了英国对中国的介绍和接受，以及英国的汉学研究有别于欧洲大陆的几个汉学大国，呈现出自成一家的特征。在近代，中国文化在英国的传播是与英国汉学的肇兴交织在一起的。 　　地理大发现之前，欧洲对中国的全部印象主要来源于一些游记作品，其中最为有名是《马可波罗游记》和《曼德维尔游记》。《曼德维尔游记》写于 14 世纪中叶，记叙了作者 1322 年离开英国游历海外的经历，包括在“震旦”即中国的见闻。近人考证出该书实际是一部虚构的小说①，到 1500 年前差不多欧洲的主要文字都已有了译本，风靡程度不亚于《马可波罗游记》，成为从中世纪到文艺复兴时代在西欧人心目中那种半是写实半是幻想的东方世界形象最有影响的一部书。② 这大约可算作英国文学中所感知的最早的中国形象，并由此成为欧洲文学里中国赞歌的发轫。③ 　　到了16 世纪，新航路开通，来华耶稣会士的书信、报告、回忆录和译著等为西方获得来自中国的真实信息打开了直接的通道。经过他们的努力，关于中国的知识不再是以猎奇心理为代表的表层观感，开始转向深入、全面地考察中国的各个方面，汉学研究范围也逐渐从早期单一的儒家经典扩大到历史、文学、哲学等多个领域。法国作为欧洲汉学中心，向周边各国也包括英国辐射和传递着来自中国的思想与文化。英国是新教国家，与欧洲大陆天主教国家有一定的矛盾，19 世纪前没有向中国派遣一个传教士；加上在新旧交替时代所表现出的功利主义需要，经验论的哲学传统，以及清高孤傲的民族特性，都使得当时英国对中国文化的热情并不像欧洲大陆那么高。在这一时期英国跟中国没有直接往来，靠翻译欧洲汉学著作来了解中国，但这些作品受欢迎的程度远低于法、德、意等国。英国对传教士的中国报道有着很矛盾的心理，一方面渴望了解，一方面又缺乏热情；一方面肯定颂扬，一方面又否定贬斥。 　　由于地理条件限制和宗教独立的原因，英国未能跟上时代的潮流，基本上借助从邻国辗转获得的材料来了解遥远的中国。英国的君主曾为两国的交往做过一些努力。伊丽莎白一世曾试图向当时的中国皇帝递交一封拉丁文写的国书，但未有迹象表明该信曾送达到中国皇帝手中。④ 1596年，罗伯特?达德利爵士（Sir Robert Duddely， 1574-1649）组织船队东行，女王再次命使臣携其亲笔信，乘船出使中国，但也未能成功送达中国皇帝手中。⑤ 　　16 世纪，英国的学者们无法像传教士那样前往中国，只能依靠葡萄牙人佩雷拉（Galeote Pereira）《游记》的英译本（1577）⑥以及西班牙传教士门多萨（Juan Gonzalez De Mendoza）《中华大帝国史》的英译本（1588年）等作品做一些二手研究。1592 年，英国舰队在阿速尔群岛截获了一艘葡萄牙商船“圣母号”，得到一本1590 年（明万历十八年）在澳门出版的关于东方诸国的书，后该书辗转到了英国地理学家理查德?哈克里特（Richard Hakluyt）手中，他找人将关于中国的部分翻译出来，编进了《英国航海、旅行和地理发现全书》的第二版（1589-1600）。该书是西方人著作中第一个对中国的儒、释、道三家做出比较准确叙述的作品，还介绍了中国的幅员、疆土、首都、风俗习惯、教育制度以及皇权等情况，⑦对 16 世纪末的英国读者产生了重要影响。 　　除了国情类的资料，英国人关于中国文学的认知最早也来自于二手材料。乔治?普登汉姆（George Puttenham）旅居意大利期间，认识了一位到过中国的绅士。此人向他介绍中国也有跟欧洲类似的格律诗，按一定的韵脚写成整齐的短诗。1589 年，他在《英国的诗歌艺术》中介绍了中国古典诗歌的格律，逐字翻译了两首中国古代的情诗，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与英国读者的首次见面。 　　1600 年，英国东印度公司成立，中英有了间接联系。1635 年，英国军舰“伦敦号”抵达中国海岸，憾未能与中国官方取得接触。1637 年，船长韦德尔（Capitan John Weddell）率四艘舰艇到达澳门，却和港口驻守人员发生纠葛。1684 年，英国与中国终于有了实质性的直接接触，在广州建立了商馆，专营对华贸易。 　　贸易的往来在英国国内激发起少数人对中国文化的兴趣，进而试图了解这个国家，但这种交流依然屈指可数。整个17世纪，英国人基本上仍是通过翻译欧洲其他语言的作品来了解中国。在17世纪英国出版的 10000余册书籍中，只有10本是专门介绍中国的，其中多数为耶稣会士法文或拉丁文汉学著作的英译本。真正用本国语言撰写的专论中国的作品只有3部，一部是威廉?坦普尔（Si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