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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买”推动中日关系改善 　　贸易上的困局是安倍急于缓和中日关系以期恢复两国政府间 　　经贸关系的重要原因。因为，没有外需拉动，抑制国内消费的增税必然会 　　拖累日本经济发展。日本欢迎中国游客赴日“爆买”，也基于类似原因 　　2016年8月24日，第八次中日韩外长会在日本东京如期举行。本次外长会的主要议题，是回顾2015年11月初中日韩领导人会议的成果落实情况;研究探讨当前世界经济形势;使中日韩三国在世界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中有所作为。此次外长会没有发表联合声明，说明在“和平”问题上，中日韩三方还存在分歧，而存在分歧的主要原因，是美国在南海、萨德问题上制衡中国的战略。 　　 　　自2010年10月4日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召开的第八届亚欧首脑会议上，中国总理温家宝与日本首相菅直人在场外的走廊“偶遇”并交谈，迄今为止中日领导人在国际场合的此类“交谈”，似已成为“常态”，如习近平主席和安倍晋三2015年4月在雅加达纪念万隆会议召开60周年期间、2015年12月在巴黎举行的世界气候大会期间的交谈。 　　近日，安倍首席外交智囊谷内正太郎访华。不难认为，谷内在G20（二十国集团）杭州峰会前夕的此行是受安倍之命，为促成中日首脑会谈以及修复中日关系“探路”。 关键的美国因素 　　前日本防卫大学校长五百旗头真曾在《选择》杂志撰文指出，“在冷战时代，美国最担心的是东亚国家结盟，把它排挤出该地区。因此，让东亚国家间出现适度摩擦，对它在此地立足有益。”冷战早已解体，但美国显然没有放弃冷战思维。 　　回顾历史不难发现，最近几十年，中日关系几乎是美国对华政策的映射。1972年9月，中日两国之所以能实现邦交正常化，尼克松于当年2月访问中国因而极大改善中美关系，是不可或缺的前提;1978年8月《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署，和美国总统卡特派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布热津斯基从中斡旋，以及中美建交，亦有直接关联。此后至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中日两国所以能经历“政热经热”的所谓“蜜月期”，并确立中日关系四原则，即“和平友好、平等互利、长期稳定、相互信赖”，中美正式建交是重要背景。 　　安倍两次执政后的对华政策存在明显反差，也和美国重返亚太、实施战略再平衡密切相关。安倍首次执政后，曾一改“鹰派”立场，不仅将中国作为首访国家，就任40多天与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两次举行会谈，并且提出两国当建立“战略互惠关系”，希望中日双方能进行全面合作，尤其对缔结中日经济合作协定表现出积极态度，而且没有参拜刺激中国民族感情的靖国神社。但再次执政后，安倍无视中国在钓鱼岛、靖国神社、和平宪法三个问题上的“重大关切”，拒不承认和中国存在钓鱼岛主权之争，积极推动修改和平宪法，而且在执政一周年之际参拜靖国神社，处处和中国“较劲”。 　　2015年11月，中日韩领导人在韩国首尔会见后发表了《关于东北亚和平与合作的联合宣言》，关键词是“和平”与“合作”。由于受美国重返亚太、实施战略再平衡影响，中日、中韩之间除了原有的问题之外，又出现了南海和萨德反导系统这两个新的问题。如今，美国并未改变以制衡中国为主要目的的重返亚太和再平衡战略，但日本允诺美国踏入其“圣域”即稻、麦、猪牛肉、乳制品、糖五个农产品领域的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却出现了“变数”，并将对中日关系产生不可忽略的影响。 “和平”的阴影 　　在“和平”方面，以强化“日美同盟”为旗号，走独立强军路线，特别日本作为四面环海的岛国，实施以扩充海上实力为核心的海洋战略，是安倍政权奉行的基本国家战略。这一战略无疑为中日之间的“和平”蒙上阴影。 　　2007年4月，安倍第一次出任首相时，向国会提交了“海洋基本法案”并获得通过，随后在内阁府设置了综合海洋政策本部，亲自担任本部长，新增设的海洋政策担当大臣任副本部长，对此前分别由国土交通省和经济产业省管理的海洋事务实行统一管理，并负责制订体现政府理念的《海洋基本计划》，协调与海洋有关的行政事务。 　　安倍再次担任首相后，对钓鱼岛问题始终采取错误立场，使东海局势始终难以缓和。 　　2013年1月，安倍一方面对日本媒体宣称，“中国实际上目前还没有停止在尖阁诸岛（中方称钓鱼岛）问题上的‘挑衅’，我们将会以‘尖阁诸岛系日本领土领海’作为前提，摸索改善中日关系的途径”，并宣称钓鱼岛问题“没有交涉的余地”;另一方面竟然倒打一耙，亲笔致函时任北约秘书长拉斯穆森，称“中国的海洋行动活跃化以及朝鲜的动向等，使得东亚的安全保障环境趋于严峻”。 　　2013年10月25日，安倍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时公开宣称：“复兴后的日本将在亚洲更具领导地位，并将在亚洲制衡中国。”2015年11月26日，即中日韩三国举行首脑会谈并发表《关于东北亚和平与合作的联合宣言》不到一个月，日本防卫副大臣若宫健嗣即与冲绳县石垣市市长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