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在与时间》：中国人深入理解西方思想的一个路径.docVIP

《存在与时间》：中国人深入理解西方思想的一个路径 　　中国学者，很自然地就导向深层的“存在”问题、技术、虚无主义等。 　　《存在与时间》是20世纪最重要的哲学著作之一。它是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的代表著作，出版于1927年，中译本1987年由三联书店出版。这本书的翻译难度非常大。1998年，译者之一陈嘉映在中译本修订前言中说：“《存在与时间》思想深奥，颇多费解之处，而且文字极为艰涩……书中术语不少是海德格尔生造的，书中的概念之间盘根错节，又往往利用语义或字形上的关联来做文字游戏，凡此种种，都增加了翻译的困难。” 　　学界认为，《存在与时间》的中译本做到了译文比较准确，而且书中一些重要概念的译名就此被确定了下来。之后，中国学者对海德格尔一直保持非常高的兴趣。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靳希平在《海德格尔研究文丛》的序言中说：“自沈有鼎、熊伟先生于1933年聆听海德格尔讲课至今，已有70多年。但是，熊先生译介海氏思想的努力真正发挥影响，却是20世纪80年代之后的事……海德格尔的主要著作陆续有了中文本。我国学者对海德格尔思想的研究兴趣与日俱增。据不完全统计，从1989到2007年，国内出版的海氏研究专著计45本，发表论文700多篇。”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吴增定专门研究西方近现代政治思想和德国哲学，著有《尼采与柏拉图主义》《敌基督者讲稿》等书，给学生讲授过《存在与时间》一书。在接受本刊专访时，吴教授谈了中国对《存在与时间》的接受过程、海德格尔哲学对中国的意义等问题。 　　“被抛”“澄明”“向死而生”都已经变成中文的语汇 　　三联生活周刊：1987年三联书店就出版了《存在与时间》的中译本，三联书店前总经理董秀玉女士说，《存在与时间》当年发行了7万册，萨特的《存在与虚无》发行了10万册。请问吴老师印象中《存在与时间》中译本有何影响？ 　　吴增定：熊伟先生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已经翻译了《存在与时间》的一部分，一些基本的译名都是熊伟生定下来的，但有些译名陈嘉映老师他们后来也没用，比如熊伟当年把Dasein译为“亲在”，后来陈老师他们翻译成“此在”。我觉得这两种译法都行，因为我对翻译的要求，基本上就是约定俗成，因为中文里不可能找到任何一个词跟原文严丝合缝，所以它的准确意思需要在研究过程中不断地澄清和丰富，不可能通过一个译名一劳永逸地解决。 　　《存在与时间》的中译本给当时的中国人全面、准确、深入地理解西方思想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路径。海德格尔的翻译本身就是一个大问题。海德格尔自己说过跟黑格尔类似的话，大意是德语跟哲学最亲近，所以他会觉得，把他的著作翻译成中文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但我们这些人是非常感激三联的译本的，这是我们最初进入海德格尔哲学的门径，而且这个译本确定了海德格尔哲学的主要译名，书中的很多译名，像“此在”“被抛”“烦”“澄明”“向死而生”等，都已经变成我们中文的哲学和思想语汇了，我们今天用起来并没有什么违和感，没觉得这些是纯粹西方哲学的概念，大家觉得很自然、很贴切。 　　这个译本的影响远远不只是在哲学界，据我所知在其他的人文科学，如文学、历史，甚至有一些做社会理论的，都受其影响。对艺术评论领域，海德格尔最大的一个贡献就是拓展了“真理”的含义。我们以前认为真理是科学、认识论的专利，但海德格尔认为，在艺术和审美之中才有真正意义上的真理。我们可以谈论艺术的真理，这当然不是说艺术作品是真的还是假的，而是说一个艺术作品的意义能否充分地揭示出来。 　　三联生活周刊：中国对《存在与时间》一书的接受经历了怎样的过程？ 　　吴增定：就《存在与时间》在中国的接受来说，一开始大多数读者把它当成存在主义思潮的一部分。这大概跟20世纪80年代那种追求人性自由、人性解放的思想氛围有关，大家认为把存在或生存理解成个人的自由选择。现在看来，当时中国人对《存在与时间》的接受是有一点错位的。因为在《存在与时间》里，海德格尔恰恰批评了所谓的主体性、个人自由、人性解放这些现代性的价值。但在80年代的特定语境之下，大多数读者觉得海德格尔跟萨特没有什么本质区别。 　　随着海德格尔其他著作的不断翻译和引进，再加上国内研究的不断深入，海德格尔的整体思想形象就变得越来越完整和丰富了，这方面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孙周兴老师的博士论文《说不可说之神秘》和张祥龙老师的《海德格尔与中国天道》等。我们会发现，海德格尔的思想和问题意识并不限于《存在与时间》。 　　三联生活周刊：有人说，萨特只是海德格尔的注脚。你如何理解海德格尔与萨特的关系？ 　　吴增定：也不能这么说。萨特哲学有自己独立的问题意识和思想意义。但萨特对海德格尔的继承和接受的确是有选择性的，他把海德格尔的问题完全倒向人的生存、实际的选择之类的问题。萨特当时的语境是“二战”后造反的一代，他对于西方现代资本主义文化做了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