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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刑事政策发展方向展望 　　摘 要：全球刑事政策经历了多次思想和方向性的转变，不同区域亦有足够的刑事政策实践过程，但全球范围内的犯罪仍呈持续上升趋势。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取得了重大成就，但同许多历经改革的国家一样，国家在转型或变革时期往往伴随着社会矛盾的增加。因此，改革开放30多年间，虽然我国的刑事政策经历了从“严打”到“宽严相济”的转变，但不得不承认，从整体而言犯罪问题依然存在。本文以解决我国刑事政策目前存在的问题为目的，提出了我国现阶段应采取科学的犯罪学研究方法、变革刑罚方式以及借鉴恢复性司法等几点建议，以期对我国刑事政策的未来发展贡献力量。 　　关 键 词：刑事政策；历史沿革；发展方向 　　中图分类号：D997.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8207（2016）09-0121-09 　　收稿日期：2016-05-03 　　作者简介：孙蕾（1985―），女，山东日照人，复旦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刑法学。 　　一、问题的提出 　　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实行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等领域进行了重大变革，国家在各项事业上均取得了瞩目的成就，但不可否认的是在这个过程中社会矛盾也随之增加了。为了遏制日益恶化的犯罪现象，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于1982年和1983年先后颁布了《关于严惩严重经济犯罪的决定》和《关于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犯罪的决定》，“严打”正式启动，并成为当时我国刑事政策的主调。上述两《决定》颁布后，我国的犯罪现象得到了有效的遏制。然而，随着经济发展速度的加快，社会贫富差距日益增大，两《决定》起到的抑制作用日渐不足，1985年立案率则有所反弹。严峻的社会犯罪状况迫使人们对“严打”的刑事政策进行理性反思。 　　2005年12月，罗干同志在全国政法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第一次将“宽严相济”作为独立的刑事政策提出。2006年10月11日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明确提出：“实施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改革未成年人司法制度，积极推行社区矫正。”至此，“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正式确立。然而我国犯罪现象并没有因为刑事政策的变化而有根本性的好转。相反，2012年的立案数量上升到600万件。 　　改革开放30余年，我国的刑事政策经历了从“严打”到“宽严相济”的转变。但事实证明，这些刑事政策或手段都处于一种无法定量风险、无法作出实际效果评价的状态。总体上来看，这些措施对于抑制犯罪的增长而言效果都是有限的。这一现实迫使人们对我国的刑事政策问题进行更深层次的探讨，反思其制定和施行甚至对刑事政策本身的理解和态度是否出现了偏差。对此，笔者认为，应跳出狭隘的思想桎梏，在全球刑事政策演变的时代背景下进行更为深入的思考。 　　二、全球刑事政策的演变 　　（一）刑事政策的历史沿革 　　⒈欧洲刑事政策的演变。从最原始的刑罚制度的起源看，数千年来，刑法史从单纯的与恶直接抗衡的复仇思想到威慑刑主义的领域，人们不自觉地将刑事政策的理论方法、意义、目的融入到刑法中，但仍未能清晰地认识到“刑事政策”的存在及其独立价值。直到18世纪末19世纪初，德国法学家克兰斯洛德和费尔巴哈首次在其著作中提及刑事政策的概念。克兰斯洛德认为，刑事政策是立法者根据各个国家的具体情况而采取的预防犯罪、保护公民自然权利的措施。费尔巴哈则认为，刑事政策是国家聚义与犯罪作斗争的惩罚措施的总和，是“立法国家的智慧”。[1]此时的刑事政策概念囿于国家立法的实践或技巧，限制了刑事政策的内容和作用。而费尔巴哈主张的“心理强制说”仍可以看到威慑刑理论的渊源，其政策目的仍在于通过刑罚的威慑来预防和控制犯罪，从这一思想路径出发，国家刑罚不免步上愈加强烈和残酷的道路，然而“历史和统计科学非常清楚地证明，从该隐以来，利用刑罚来感化或恫吓世界就从来没有成功过”。[2]人类社会需要更为积极和周全的刑事政策导向，于此，费尔巴哈提出的刑事政策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没有得到发展。 　　19世纪中叶以后的产业革命使得生产方式和生产组织发生了极大的变革，社会分工愈细、生产效率愈高，对原有社会结构的破坏力愈大，因此这一历史阶段犯罪率大幅度提升，专业犯罪现象凸显。在这一特殊的社会条件下，以抽象之法、道德理念和人性体系为核心的刑罚思想，根本不能适应犯罪形势急剧恶化的社会现实，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必须高屋建瓴地分析犯罪。因此，用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去考察犯罪实证主义政策的思想，在“主动后退”政策原则的引导之下，形成了刑事政策理论的空前繁荣，推动着刑事政策措施多样化的发展。[3]实证主义学派建立在决定论的哲学基础之上，否认刑罚报复和威慑的目的功能，重视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认为刑罚的任务在于社会防卫，即“社会必须运用刑罚的方法来降低犯罪造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