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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高专大学语文定位分析 　　摘 要：大学语文在不同时代承担着不同的任务，不同层次的高等学校也有不同的语文教学目标，在以就业为导向、突出职业能力培养的高职高专院校，大学语文既要承担起培养学生与职业相关的语言能力的任务，也要承担起人文精神传播和道德情操熏陶的使命，使学生既“成才”，又“成人”，因此其课程定性应该是：工具性和人文性的统一。 　　关键词：高职高专 大学语文 工具性 人文性 　　语文即语言和文学，在中国的教育系统中，是唯一一门从小学开到大学的课程。随着新课程标准的实施，中小学语文课程在理念、内容、教学方法、教学评价等方面都有了很大变化，学生学习语文的兴趣明显提高。反观大学阶段，特别是在以就业为导向、培养应用型人才的高职高专，大学语文却仍然在要不要学、选修还是必修的争论中处于无足轻重、可有可无的窘境。许多研究者也曾试图从教材、教法、考核方式等方面对大学语文进行改革，甚至有学者提出参照英语等级考试设立汉语应用能力考试制度的建议，应该说这些研究和建议，已引起人们对大学语文的极大关注，也取得了一定成绩，但大学语文被边缘化的地位一直没能得到根本改变。导致高职高专大学语文改革失败的原因有很多，如管理者不重视、人才培养急功近利等等，但其中定位不准无疑是重要的原因之一。这就迫使我们思考：目前的高职高专学校大学语文究竟应该“大”在哪里？我们应该如何对其准确定位。 　　一、不同时代的大学语文应有不同的任务 　　大学语文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产物，其最早开设时间，据叶圣陶说是“民国27年度开始的”，但其实1913年国民政府《大学规程》已规定“国文”为大学预科各部之必修科目，有学者认为：“‘大一国文’的出现时间是1904年，这是中国现代语文学科的起点。”[1]不管大学语文的起点在哪，至少目前我们知道在建国前这门课程已广泛开设。据王步高统计： 1929―1949年在清华大学教过大一国文的专任教师就有杨树达、刘文典、朱自清、闻一多、俞平伯、浦江清、余冠英、沈从文、王瑶、朱德熙、吴组缃等，[2]那时的《大一国文》基本上是由于名教授讲授的，在各高校备受欢迎。中国当代著名语言学家、北师大教授伍铁平还专门撰文，深情回忆在西南联大求学时朱自清先生在大一国文课里讲鲁迅作品，把高尔基的《母亲》、茅盾的《清明前后》、沙汀的《淘金记》等作品规定为大一国文必读书的情形。[3]在那个新文学刚刚站稳脚跟的时代，开设《大一国文》的目的是：“因为新文化运动冲击了古汉语的教学，同时又带来了白话文的流行，所以从高中到大学，就都有必要弥补文言文和增补白话文 这两方面的需要。”[4]建国后，随着我国高等院校办学模式的巨大变化，“大学语文这门课程不仅在理、工、农、法、商、医等单科院校里不再开设，连在少数保存下来的文理合校的院校里也没有了踪迹”。[5]直到 1981 年，经匡亚明和苏步青提议，大学语文课程得以重新开设。当时之所以开设这门课，是因为“现在考进大学来的大学生，语文基本功很差，写字是‘龙飞凤舞’，谁也不认识，作文是错别字满篇，语句不通，连毕业论文都写不了”。[6]也就是说主要是想补补课，让“文革”十年没学好中学语文的一代人把字写好、学会写毕业论文之类的文章，不至于让语文能力成为专业学习的障碍。从大学语文重新开设到现在已经30余年了，特别是随着新课程标准的实施，中小学语文教学效果差的状况已经得到了很大的改善，我们大学语文的任务也不能光是给大学生们补课了，应该具有鲜明时代特征。 　　二、不同层次高校大学语文课程应有不同的目标 　　2000年以来，国家教育部陆续颁布了《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和《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对各阶段不同类型学校语文课程性质任务、基本理念、课程目标与内容等作出规定，两个《标准》都强调了“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这一语文课程的基本特点，并对每一学段的目标和内容进行了细分。如课外阅读的目标：小学1―2年级的要求是“总量不少于5万字”，3―4年级是“养成读书看报的习惯……课外阅读总量不少于40万字”，7―9年级是“学会制订自己的阅读计划，广泛阅读各种类型的读物，课外阅读总量不少于260万字，每学年阅读两三部名著。背诵优秀诗文80篇（段）”，而高中阶段是“具有广泛的阅读兴趣，努力扩大阅读视野。学会正确、自主地选择阅读材料，读好书，读整本书，丰富自己的精神世界，提高文化品位。课外自读文学名著（五部以上）及其他读物，总量不少于150万字”。[7]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新课标的制定，充分考虑了每个学段学生的年龄特点，阅读的面和量是有规律的递进的。可以说，新世纪以来，中小学语文课堂能再次焕发勃勃生机，教学改革能进行得如此轰轰烈烈，新课标功不可没。反观大学阶段的语文教学改革，由于缺乏科学的《课程标准》的指引，表面上看起来热闹，但大家争来争去的仍是要不要上、是必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