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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晚唐宗教事务管理探析(共8293字) 秦朝时中央政府诸卿国务机构之首，便是掌祭礼教化的奉常卿，汉改为太常。另外，《周礼》一书春官系列也有诸多掌祭祀的职官，兼管信仰、鬼神之事。然而，秦汉三公九卿政府系统中并没有专职掌管宗教事务的政府职能机关，其时，也没有什么宗教在社会上盛行。印度佛教在两汉之际由西域传入中国，随后由中国本土鬼神信仰演生的道教，也在汉魏之际大为发展，魏晋南北朝不仅佛教、道教扩展迅速，而且起源于西亚的袄教（拜火教）、景教（基督教），摩尼教也由西域传入中国，宗教事务陡然增多。一时南北大地寺庙林立，僧众广泛，寺院经济也高度发达。中古时代的寺院不但是宗教组织，而且是政治组织。④而君主专制时代政府的特点是凡有事都必须设置职官去管，政府官吏的手伸向了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在君臣子民上下大多成为宗教信徒，宗教组织逐步演变扩大为社会政治、经济组织的情势下，宗教事务管理也就成为王朝统治、政府工作中的大事。与此同时，佛教内部的自组织教团阶梯也有了发展。 两晋之际，著名的高僧释道安参照佛教已有戒律制定了僧尼规范，“天下寺舍，遂则而从之”。⑤释慧远在庐山更强制行用“节度”，对僧众进行行政管理。东晋十六国统治者也都顺势利用大德高僧的权威，让佛教僧团实行自治，作为维护王朝政治统治的社会组织。据释史记载：“晋氏始置僧司”，⑥在政府体制中，也首次出现了专管宗教事务的职能机关———“僧司”。南北朝时随着佛教的普及和僧众的扩展，政府宗教事务管理机构又有了进一步发展，北魏政府初置“道人统”，又置“监福曹”等机构，统管全国僧尼。后又改名“昭玄寺”，“备有官属以断僧务”。⑦北齐政府也沿置昭玄寺掌理佛、道事务，置大统１员，统１员，都维那３员，下有主簿、功曹等员，并统领诸州的沙门统和郡县维那。北齐又于政府外事部门的鸿胪寺置“典寺署”，掌管寺庙佛、道等事务，设有令和丞、僧祗部丞等。西魏北周六官体制中，也有司寂上士、中士、“掌法门之政”、“沙门道士之法”，⑧领掌佛、道事务。而僧官统领已改称“三藏”，⑨至周武灭佛而废去。由此看来，北朝政府从中央到地方有了一套系统的宗教事务管理组织，设置了相应的官员。南朝也一样，中央和地方政府中也都有了负责宗教事务的官员，并有衙署。刘宋还设立了独立的尼局、尼官，管理阶层中僧有僧正，尼有尼正。梁朝的梁武帝佞佛，甚至想以皇帝之尊亲任白衣僧正，成为历史上绝无仅有的怪事。各级僧官由政府发给俸禄，定为常科。僧职由低品级可以一步步上升为高品级，僧官内部有了一套秩级管理制度。然而南北朝历代政府虽然设置了宗教事务管理机构，但各级僧司大都用高僧、道士任职，虽秉承王命掌理僧籍等行政事务，但其自治性很强，僧官系统与世俗官僚组织大不一样，到隋唐时，这一情况发生了变化。⑩隋结束了中央集权的汉帝国崩溃以来的长期分裂，重新建立了巩固的专制皇权，建立统一国家和强政府，并适时进行了政府体制改革，确立了中央政府三省六部体制和二级地方政府体制。 宗教政策上采取三教并重。隋两代君王文帝和炀帝都笃信佛教，也利用道教。隋文帝小时曾由尼姑抚养，称帝后“每以神尼为言，云我兴由佛”，又称“朕祗奉上玄，君临万国”，依道教《灵宝经》定隋年号为“开皇”。隋统治者在利用宗教移风易俗教化民众的同时，也加强了宗教事务的行政管理，明确了中央政府宗教事务机构的职能。开皇年间，隋文帝明确了中央行政中枢的尚书省礼部中的祠部为宗教事务管理部门之一，置侍郎１员为主管，诸寺机构中的太常寺沿秦汉以来旧制，仍掌宗教等教化礼制之事务，置卿、少卿为主、次官，下有郎官及博士、助教等专业管理人员。鸿胪寺的崇玄署则是沿袭前代的专门宗教事务管理部门，置令、丞各１名。这些负责宗教事务的官员不再任用和尚、道士，而都是由政府文官出任。鸿胪寺本是秦汉诸卿寺中的外事管理机构，原名典客，由于佛教源于印度，从外域传入中国，故南北朝时将佛事纳入鸿胪寺管理，视出家人若外域之人。但百万僧徒实际上都是中国人，视若外国人实不应该，管理上也不能名正言顺，不符合鸿胪寺的组织目标。更何况宗教事务分别由三个中央政府机构部门管理，不利于事权统一，机构多也是叠床架屋，使事出多门。且尚书礼部祠部司，太常寺、鸿胪寺除宗教事务外，还分别领有许多其它行政事务，对宗教的管理只是兼职，中央政府中并没有专职的宗教事务管理部门，这显然不利于管理。是故开皇三年（５８３）至十二年（５９２），隋文帝废除了崇玄署，以精简政府机构，统一事权。隋文帝还在长安设立大兴善寺，作为全国佛教思想的中心，由政府严加控制，主掌译经、讲经等佛事，虽然由皇帝敕命高僧任职，但不设官署，不置属吏，不参预行政事务。隋文帝在位时大崇佛教，广建寺塔，大办佛事，敕奉佛舍利往全国各地寺庙供养，然佛事虽盛，僧众虽广，但宗教事务却在政府的严密管理控制之下。隋炀帝继位后在文帝开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