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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代农民工犯罪的文化社会学研究 ◎李长健 唐欢庆 摘要：为了缓和、消除该群体与城市主流秩序的冲突，建设和谐社会、形塑和谐 文化的新文化背景，要求动用大文化的系统功能．通过“文化善治”的方法．释放以文 “化”人、以文“化”嫌、以文“化”邻和以文“化”法的柔力．来强化新生代农民工的主体 竞争力、弱化外来歧视的冲击力、营造社区文化的亲和力以及安排法制规范的调和 力。显然，文化善治是“新三农”问题在新生代农民工层面、犯罪领域、城市空间和文 化视 阈内的同时投射 ．意 旨深远 关键词：新生代农民工 犯罪 文化根本原因 文化善治 中图分类号 ：D422 文献标识码 ：A 在我国农民工人的发展历史上，那些曾经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传 统农 民工 ，正随着城市基础建设 日臻完善 、城市产业转型、工业生产 向技术密集过渡而慢慢 从服务和生产的前沿退隐。迎头而上的，则是另外一支磅礴的年青队伍：他们呼吸着更多经 济全球化、城市现代化和文明物质化的气息，在追逐城市生活、体验城市文明的同时，也经历 着乡村文化与城市文化的变迁和交错，由此产生对新文化的服从、适应和反抗，甚至是摩擦、 冲突和犯罪。新生代农民工犯罪具有鲜明的特质，从文化根本原因看，该群体犯罪与城市消 费文化的躁动、犯罪亚文化的侵蚀、社区文化的断裂、传媒文化的浸淫等紧密相关。 一 、新生代农民工犯罪的文化根本原因 新生代农民工犯罪既不能脱离行为主义的思想．即个体社会行动的逻辑，也不能脱离结 构功能主义者帕森斯(Talcot Parsons)的自觉行动理论，即个体的社会行动有一定的目的性、 意志性和主体性。任何个体的行动和反应，首先是由生物感官感受外部环境的刺激，再产生 接受或排斥的反应，并可以归纳为一种普通的模式，即刺激一感官一反应一成就(S一0一R—A) 模型。行动主体不但对刺激作出反应，也能判断反应行为的成本、收益和价值，而这种判断质 量的高低取决于其现有的文化意识。在新生代农民工犯罪的各种因子里，其中必有一种因子 是个体行为发生的根源，那就是文化依据，即文化根本原因。笔者以为，这一根本原因主要由 消费文化、越轨亚文化、社区文化和传媒文化等合而为之．构成社会大文化系统的四条支柱． 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发展和行为实施产生笼罩式的影响。 (一)城市文化的物质化——消费文化的躁动 人们创造了消费文化．却也被消费文化所塑造。自制度经济学家凡勃伦(Thorstein ． 17 ． Veblen)形成明确的炫耀性消费思想，到鲍德里亚对消费社会消费风格化的推崇，再到通讯和 电子环境之下的经济全球化，消费文化似乎成为了经济社会的主流文化和平民文化。消费文 化、消费社会形成的前提是消费物品的极大丰富，其功能是实用向时尚的逐步迁移，其土壤 是传媒的无处不在，张扬的消费方式和生活方式因此得到了充分的展示和高度的培养。消费 文化所具有的流动性、跳跃性和游戏性，使消费商品充满煽情的商业主义色彩，所有有关消 费的表述和符号给社会中人——包括新生代农民工——施加了无以逃脱的催眠性影响。 随着以消费为特征的新社会关系的出现，新生代农民工的生产性格与消费性格发生变 化，慢慢实现了由传统导向到他人导向的顺承。在体验消费文化、享受消费成果的过程中，新 生代农民工开始碰撞和接受多元的价值观念，他们首先以观众的身份出现，通过交往、模仿 城市消费风格，然后以自身的文化和经验来适应及诠释这种风格，不断调整自我生活方式和 消费方式，到最后变成一个地道的城市消费表演者。 但是，对城市消费风格的模仿和适应却受到许多来自新生代农民工自身条件的限制。他 们对城市文化、商品或者活动的消费，具有非结构性、非稳定性和非整合性的特征。消费欲望 有余而收入不足的矛盾，使他们在物欲主义面前出现消费价值的认同紊乱，生产人格急剧向 消费人格转变，传统的消费特质逐步在现代性城市生活中发生飘移。与市场的活跃、消费品 的丰富相对．他们却因劳动力市场中的机会的减少、竞争的加剧或其他社会刺激而无法自由 享受消费生活，这种情况可能使他们产生一种强烈的相对剥夺意识，到最后产生希望采用非 法手段来维持理想生活的意愿①。因此，部分新生代农民工在经历消费文化震撼的过程中敢 行乱法之事 ，误涉犯罪之途 。 (二)城市文化的偏离化——犯 罪亚文化的侵袭 亚文化与主文化的最大区别在于其越轨性，它通过形成风格化的符号和信号系统来表 达或宣告某种意象，悄无声息地塑造群内成员的危险人格，驱使文化多元结构失控、导致社 会规则失序和社会越轨行为的发生，挫伤社会和谐。新生代农民工对越轨亚文化的亲近、信 任和“投奔”，最先是因为主流文化对他们的排斥和主流群体对他们的歧视。当向上流动机会 缺乏、合法权利不能得到保全并且无助的时候，他们就会对社会产生怀疑、偏见、怨恨和不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