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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毅之农业教育研究(共4436字) 一、倡导理论与实践结合，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美国著名教育学家杜威基于“教育即生活”而提出“学校即社会”的观点，认为教育是一种社会生活过程，学校应具有社会生活的全部含义；校内学习应该与校外学习连接起来”。一切教学的首要任务：“在于培养灵敏、缜密而透彻的思维习惯”，“学习就是学习思维[1]。李毅之也认为“从做中学”要优于“从听中学”，体现了知与行的结合，是现代教育的重要特征。在1951年6月5日的建校典礼上明确地提出湖南农学院的办学宗旨：“建立一个新型的、正规的农学院”，培养大批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农业建设人才，以迎接伟大的经济建设高潮。“所谓新型的内容首先要贯彻理论与实际结合，达到教学做合一，绝不是过去学院式的，钻在书本里能说不能做，要求同学们出校后，成为一个有理论、有办法、能工作的技术干部。”为此，1951年6月5日李毅之主持第二次院务委员会，审定通过了《湖南农学院暂行规程》，第一章总纲中就明确规定：“本院以理论与实践一致的教学方法培养掌握现代科学与技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高级农林水利建设人才”，并为此提出“教学做合一”、“科学与政治结合”、“民主管理自觉纪律实行”、“团结”、“保健”、“竞赛”、“批评与自我批评”、“教学研究”等政策，史称“一大方针、八大政策”。同时在《湖南农学院暂行学则》中规定：“学生修业期满并修完该系科所规定之课程及毕业所需之学分总数全部考试及格方准毕业报请经教育部发给毕业证书，如所定课程中有少数课程不及格得分配工作仍需自修补考及格后补发毕业证书”。为了保证教学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使学生学以致用，集中精神学好专业课程，学校采取了基本课程段和专业课程段二段教学制。规定“学生要按农业季节参加配合生产工作的实习，根据工作时数及成绩给予学分”(1951年湖南农学院档案：《1951年院刊第1期》)。为了使学生能在既有教育意义又有兴趣的社会实践活动中学习，并将学校里学习的理论与生产实践中的知识紧密联系起来，李毅之要求农林厅支持学校努力为学生创造“从做中学”的环境和条件。1951年春，农艺科的同学参加农林厅的良种推广工作，森林科的同学结合实习参加了省林业局长衡段荒山造林，水利科的同学参加学院新地址的勘测和陡山灌溉工程建设，植保科的同学参加益阳竹蝗防治工作，农经系的同学参加农林厅的春耕检查，兽医科的同学参加耕牛防疫工作。通过广泛的实习和社会实践使理论教学更符合生产实际，帮助学生巩固所学知识，掌握实践技能。李毅之高度重视师生的思想改造，并与爱国主义、专业思想教育结合起来，要求学生不仅做一个研究农业高深学问的专门人才，还要成为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人。为了使学校的办学理念深入人心，逐步肃清单纯的技术思想，牢固树立无产阶级的教育观，于1951年6月即创办《湖南农学院院刊》，以此为载体报道典型经验，开展教育思想讨论，获得良好功效，使师生充分认识了农业与科学的关系、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作用，深化了农业是国之根本的思想观念，强化了爱农敬业的职业操守。1951年制订的《湖南农学院同学爱国公约》也充分体现了他要求学生将爱国主义精神寓于刻苦学习之中的思想，其中第六条就提出“集中精神，抓紧课堂学习，搞好三位一体，平均争取考试成绩八十分以上”。(《1951年院刊第1期》)为了把学生培养成有人格、有骨气、有抱负、有见识的国家栋梁，李毅之将四月确定为“爱国主义学习月”。1951年4月结合当时的“镇反”和“抗美援朝”运动，学校分三阶段组织“学习月”活动，李毅之院长在活动中亲自作报告，分析国际形势，激发师生爱国热情。 二、重视制度创新，积极探索有效的治理机制 李毅之先生认为：“建制，这是达到正规化的基本工作”。为此，在他的领导下，1951年4月即由校部、教师、学生、工人共同成立了建制委员会，起草18部规章，其中《湖南农学院暂行规程》、《湖南农学院学则》、《湖南农学院院务委员会章程》在当年就颁布实施。当年建立的院务委员会制度对于当下高校内部管理仍不乏借鉴价值。当时依据院长负责、民主管理成立的院务委员会对学院大政方针拥有议决权、建议权。具体职权有如下五项：审查各系科、各教研组及各处教学或工作计划；通过学院预算决算；通过各种制度和章程；议决有关学生重大奖惩事项；议决有关全院重大改革事项。原则上每月末五日内开一次院务委员会，各委员的提案应于每月二十五日前提交院务委员会秘书处编制议程。院务委员会需半数以上委员出席方得召开，需全体委员半数以上赞成方得通过议案。院务委员会通过的议案与院长意见不一致时得再行讨论一次，如仍不能取得一致时，须呈报教育部批示。院务委员会由院长、副院长、秘书长、教务长、副教务长、总务长、图书馆长、各系科主任、工会代表4～6人、学生代表3人组成，院长为主任委员(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