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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影视那些事 　　【电影迎来“文革”后的复苏】 　　1977年我大学毕业分配到北京电影制片厂，1988年底调到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2002年调到北京语言大学至今。虽已身在大学快15年了，却并没有完全不再关注中国之电影和电视剧事业的发展趋势――在大学讲文学现象时，往往也讲到影视现象。不论本科生还是硕士生，毕业论文选择中国影视研究方向的不少。 　　从1980年起，中国电影业开始了“文革”后的复苏时期，大师云集，有一千几百名员工服务于中国电影业的“龙头老大”――北京电影制片厂，但十年内最多时也就年度完成十二三部电影而已。当年任何一部新电影都要向关系单位赠送关系票，厂内各部门往往因分到的关系票多少产生意见，皆抱怨本部门的关系票不够赠送。 　　而编导两大主创核心部门却每每另有苦恼，即所谓“反思电影”的空间问题。 　　这自然是极具中国特色的现象，却也不唯中国独有，前苏联也那样。北影因在“婆婆”们眼皮底下，纠结尤多。 　　有的小说或报告文学，即使获了奖、影响大、好评多，拍成电影也是不可能的，比如《伤痕》。当年，老演员王澍一心要将其搬上银幕，说服我来改编。我自忖其事必属幻想，再三婉拒。最终经不住恳求，便投入了两个月的精力，结果不出我所料。 　　我的小说《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和《今夜有暴风雪》，虽都高票获奖，但后来双双接到了停拍令――它们都在长春电影制片厂拍了一半了。我向有关方面写了措词强烈的申诉信，才使它们起死回生。如由白桦编剧的《太阳和人》，竟酿成了当年一起严峻的事件，现在想来，只要将“我爱祖国，祖国爱我吗”一句剪掉，整部影片其实并不“反动”。 　　然而，还是有几部堪称优秀的“反思电影”，如《天云山传奇》《芙蓉镇》《巴山夜雨》《许茂和他的女儿》《被爱情遗忘的角落》……以上几部影片都非北影出品。在我记忆中，或许正因为感受到了在“反思电影”方面落后于兄弟厂的压力，北影才出品了《泪痕》和《冬天里的春天》，保住了“使命”形象。 　　除了《太阳和人》《活着》《蓝风筝》因“反思”分寸问题未能上映，北影也同样有一部电影《笨人王老大》――也是一部由获奖小说改编的电影，连我在北影十余年都没看到过。该片导演是我的忘年交郭维前辈，曾导过《董存瑞》《智取华山》――一位对党感情特深的电影人，被打成过“右派”，然平反后几无怨言。正因为是这样的人，虽拍了不该拍的电影，组织还任命他为影协党组书记。 　　《霸王别姬》的命运更加起伏跌宕，在国外获奖后，在国内能否公映迟迟无定论――据我所知，当时的政治局常委几乎集体看了，亦无定论。 　　千真万确的是，邓小平也看了。“我没看出什么大问题呀，可以公映嘛”――这差不多也是他原话，于是才亮起了公映的绿灯。 　　【告别“反思”】 　　上世纪80年代，举凡认为文学艺术应肩负起推动社会进步之责任的小说家、报告文学作家、诗人、电影或戏剧编导，几乎都本能地涉及过“反思”题材，不曾涉及的肯定是少数。 　　都刚刚经历过“文革”，耳闻目睹使人悲、令人怒的事之林林总总，完全不想形成文学艺术化的作品，实在违反本能。 　　然“反思”深了，呈现失当，便会被批判为“缺德派”，沦为镖靶，遭到围剿。 　　文化艺术监管部门的同志也每每恼火，认为“缺德派”甚不懂事，不安生。若一切文化艺术门类的反思与批判蔚然成风，遥相呼应，结果对于当时遍体鳞伤的中国后果注定严峻。 　　故“守门员”们认为自己更加责任重大。 　　两类不同的“责任动物”，都觉得对方是最不可爱的人。 　　而政治人士们，则认为帮“反思”这个忙，文学艺术家们已帮到位了，再一意孤行就是成心捣乱了；他们得排除干扰做更要紧的事。 　　整个80年代，因为电影的受众面大，审查尤其严格，比之于文学，可圈可点的作品自然更为有限。 　　80年代末，我读过一位与我算是“同一茬”的作家的创作谈，对其中一段印象深刻：“不用谁来限制了，对于用文学的方式载超负荷的政治评判，我真的已经累了――我要对责任感说抱歉了！”那一种累，搞电影的人更有体会。 　　并且，到了80年代末，“反思”虽仍表浅（或也正由于表浅），但是普遍的中国人，已都希望文学艺术快来关注现实了。 　　故中国电影总体上与“反思”说“拜拜”，开始了现实题材的“开发热”。 　　【陷入低谷的年代】 　　然而从上世纪90年代起，中国电影的颓势一年甚于一年。 　　首先是由于电视机的普及，电视节目开始多样化以及电影院的普遍老旧――除非口碑甚佳的电影，否则人们怎么会放弃舒适家里的电视，偏去离家甚远的电影院，看一场各方面都很寻常的电影呢？ 　　并且，上世纪90年代的青年，大抵是70年代和60年代人中的小字辈，在他们的成长阶段，人与书的亲情是主要的文化现象。他们中喜欢读书的人多，而这样的人，是不太会成为追星族的。即使有追星倾向，也不怎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