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社会建构的历史学描述：对地方动乱的一种考察——读《“贼”“民”之间：12—18世纪赣南地域社会》.pdfVIP

主I题I书I评 区域社会建构的历史学描述：对地方动乱的一种考察 口杨国安 ——读《“贼”“民”之间：12—18世纪赣南地域社会》 《‘贼” “民”之间：12—18世纪赣南地域社会》 黄志繁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 从 “农民战争”到 “地方动乱” 对于一个以乡村社会为主导的传统中国而言， “国家一社会”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就是 “政 府—农民”的关系，也可以形象喻为 “官一民”的关系。农民起义则是农民利益和统治者利益冲 突的最高表现形式。在古代故事小说和民间大众话语体系中，中国历史上数量众多、规模巨大的 农民起义一般被形象概化为四个字——“官逼民反”。由此观之，王朝对小农的控制和农民对朝廷 的反抗几乎构成了历史发展的 “轴心”之一。只是在传统精英政治史研究视野下，为着 “资治” 的目的，史家的眼光主要放在王朝的官僚政治体制上，更多考虑的是国家如何控制农民。在这种 “控制论”下，作为被统治者的底层农民是集体 “失语”并被摒弃在史学大门之外。新中国的成立 改变了这一现象。 “农民战争”研究一度成为史坛五朵金花之一。但这朵金花却在 2O世纪 8O年 代后凋谢了。对它的总结和反思概言之，一方面批判其过于浓烈的意识形态色彩 ，在以 “阶级斗 争为纲”的革命范式下，史学研究陷入教条主义，历史研究现实化、政治化，忽视了历史本身的 性质，出现了对史实的歪曲现象；另一方面也肯定它对相关史料的搜集整理和对下层社会的关注， 后者恰与 “眼光向下”的社会史有某种程度的暗合。 在反思的基础上，学者们无一例外地提出要重新审视、评价农民战争。进入 2O世纪 9O年代 以后，对农民战争的评价的确开始变得相对客观。但问题在于，我们是否能满足于在既有的理论 框架和范式下，仅就原来的论点进行局部的修正和调整?在笔者看来 ，固有的农民战争史研究最 大的问题之一恰恰就在于过分热衷于 “评价”：农民具有革命性还是私有性 、农民思想是皇权主 义、还是平均主义，农民战争对历史发展起到推动还是阻碍作用，等等。当我们纠缠于这些 “性 质”是非的价值评判时，是否考量过各自评价的准则是什么?当我们在评价农民的反抗性或自私 性时，是否注意到所评价的 “农民”具体是指谁： “流民”? “贱民”? “草寇”还是 “自耕农”? 由 国 图 书 评 论 -一 一 第 7 期 - 43 为何有些动乱总是在特定区域反复出现?为何有些区域一直被视为 “盗贼的渊薮”? ‘贼”“民”之 间：12—18世纪赣南地域社会》(下文简称黄著)通过重构 12—18世纪长达六百年间赣南山区的地 方动乱与社会变迁 ，为我们展现了一幅中国历史上地方动乱及其引起社会变迁之生动图景，将会 加深我们对中国历史上 “动乱”的理解，重新思考中国传统社会变迁的历史与逻辑。 在第 1章 “导言”中，作者专门阐述了范式转换问题 ，即在梳理阶级斗争的研究范式种种不 足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学术理路：用生态社会学和历史人类学的方法对 12—18世纪赣南的地 方动乱进行考察。这种“长时段”、“区域性”、“多学科”、“整体性”的方法必将为以后的有关 “动乱” 问题的研究提供一个可供参考的范本。在此我们也注意到，作者巧妙地规避了一些概念性问题， 即“起义”、“革命”、“动乱”以及与之相关的一系列概念的界定。 “起义”一词毫无疑问是约定俗成、 带有一定价值判断和感情色彩的。刘平主张用中性词——“叛乱”来代替 “起义”，期望它能包容 诸如起义、盗匪起事、民变、地方骚乱、暴乱等性质各异的动乱，并相信自己能站在一个客观的 立场来使用这个词。【 】然 “叛乱”一词却是站在官方正统立场之上，依然无法避免浓厚的价值判 断。有学者 (主要是台湾及国外)利用社会学中的 “集体行动”来泛称 “人们为了追求共同的权 益而聚集行动的行为”，用 “集体暴动”来指涉带有暴力行为的事件。但这种过分 “社会科学化” 的词语在史学领域的运用总不免让人感觉有点突兀! 事实上，在价值日益多元的时代，针对不同的研究对象，我们似乎也没有必要强求一律，就 像当下 “士绅”与 “精英”等概念的交互运用一样。我们所能做的是在研究中保持中性的立场， 尝试将农民战争研究转换为 “社会史”语境下的地方动乱研究 ，尽量客观地理解和揭示运动的渊 源、时代背景、发生的原因以及运动发展的内在逻辑性。在此基础上，读者自然可以做出自己不 同的历史评价。 地方动乱：区域社会的建构过程 思考动乱，首先要追问的是动乱因何而发生：在静谧的传统乡村社会，一群勤劳、善良而淳 朴的农民，本来世代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与世无争的田园生活，何以爆发出一次又一次的 农民起义和地方动乱?进一步说来，我们该如何看待稳定的社会结构和变动的历史之间的关系? 传统的农民战争史研究更多地关注的是起义爆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