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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有限理性理论对计划生育政策的调整分析 　　摘 要：随着人口老龄化问题的加剧、男女比例严重失调、失独老人养老难等问题的出现，我国近几年不断加以调整和完善计划生育政策方面的法律法规，使计划生育经历了“提倡一孩”、“双独二孩”、“单独二孩”和“开放二孩”的发展历程，2015年“全面二孩政策”的开放再次使计划生育这一项基本国策成为了民众关注热议的民生问题。本文就以赫伯特?西蒙提出的有限理性理论为视角，对生育政策的调整加以评析，并为政策的有效推行提出科学性建议。 　　关键词：计划生育；全面二孩；有限理性理论 　　一、政策回顾 　　新中国成立起初，我国社会安定，经济发展，医疗水平也逐渐改善，促使我国出生率上升，死亡率降低，整个国家都处于人口高增长状态。然而，人口增长过快也带来了环境污染、资源短缺等问题，制约了经济的发展，党和国家对人口问题也有了一个重新的认识，提出了控制人口数量的节制生育计划，这时期的计生政策以教化宣传为主，没有强制的行政手段为铺，对于生育子女的数量也没有明确限制。直至1980年，中共中央发表了《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简称《公开信》）。《公开信》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为期三十多年的独生政策就此拉开了序幕，至2009年我国出生率已经降低到12.13‰，妇女总和生育率降至更替水平以下，并逐渐降低，这意味着我国成功实现了向现代型人口再生产类型的转变[1]。 　　我国长期践行的计划生育政策带来人口减少的积极作用时，也引发了一系列问题：人口老龄化加剧、男女比例失调、失独老人养老难、青年劳动力不足面临“刘易斯拐点”问题等。为此，党的十八大对计划生育政策进行了新的表述：“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提高出生人口素质，逐步完善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的发展。”在生育率降低引发性别比例失调的压力面前，计划生育政策不再仅是控制人口数量，而是追求人口数与经济发展的均衡，人口政策中开始出现“一个不少，两个也不多”的松动迹象。2015年10月29日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允许实行普遍二孩政策，政策规定：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完善人口发展战略，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积极开展应对人口老龄化行动。从“单独二孩”政策到“开放二孩”政策的调整是基于我国现实情况而定的，是党和政府对当前人口现状及经济发展情形的深刻认识，也是继“单独一孩”、“单独二孩”之后生育政策的一项重大转折性调整。 　　二、计生政策调整中有限理性的体现 　　在西蒙提出有限理性理论之前，一直都是传统经济学提出的“经济人”假设和完全理性假定作为公共决策理论研究的主要逻辑依据，“经济人”假设将人视为利益角逐者，其行为动机都是由利己需要来支配，那么，想要对“经济人”施加外在影响朝着既定目标行动，就可以将物质激励和惩罚作为手段。“完全理性”假定作为古典决策理论的理论依据，将决策者视为全知全能的“经济人”，能不计时间精力得失穷尽所有备选方案，并能精准预测各方案发生的概率及结果，从备选中选择最优实现利益最大化。传统经济学的一些理论为现实决策带来了可行性指导，使决策者关注到公共决策中的各方利益之争，但随着30年代行为科学学派的发展，霍桑实验开启了人类行为规律及人际关系的研究，将人视为“社会人”难以达到近乎完美的“完全理性”。 　　20世纪40年代，西蒙详尽而深刻地指出了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的不现实之处，批判了建立在“经济人”假说之上的完全理性决策理论只是一种理想模式，不可能指导实际中的决策。西蒙指出，由于人类知识的不完备性、预测的困难、人类活动或行为范围有限等因素，使得决策者只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去从事决策，用有限理性去取代纯粹的理性。计生政策时至今天已经执行了三十多年，其中也经历多次生育数量的调整，不同地区的生育政策执行结果也是大不相同，计生政策之所以调整很大程度是因为决策者只能依据现实情况达到有限理性，在难以追求最优决策情况下追求满意决策。 　　（一）计生政策体现有限理性的价值偏好多元性 　　生育权本是公民的基本权，公民有权决定生育或不生育、少生或多生，计生政策的推行导致了公民权利与国家公权力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国家如何在保障公民的隐私生育权不受侵犯的同时有效控制人口总量成为计生政策推行的首要目的。计生政策的实施需要政策主体来主导、目标群体的迎合来进行，由于政策主体和群众都是由不同价值偏好的个体组成的，这种复杂性便决定了其价值偏好的多元性。有夫妇立志做“丁克”，对于这类选择不生育的群体，无论国家主张生育多少孩子其执行结果都不会受到影响；相反，农村夫妇长期受“养儿防老”、“传宗接代”等传统观念的熏陶，就会钻计生法律空子“偷生”，政策执行者对于这类群体要予以关注并采取措施限制生育数量；此外，不少富裕者由于经济宽裕负担得起超生罚款，也会明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