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金融监管难题.docVIP

基层金融监管难题 　　各种新金融机构大量涌现，基层监管涉及多方但力量奇缺。 　　“我们很迷茫。”一名沿海省份金融办官员坦言，近期省政府要求起草关于该省农村资金互助社的管理办法，省金融办、银监局和农办三个机构在会上“掐”了起来，各执一辞。最终占据话语主导权的，或是由该省副省长兼任一把手的省农办，或是专业能力更强的省银监局，“反正轮不到金融办”。 　　在他看来，金融办是协调部门，主要在省银监局和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下称“省联社”）等部门之间进行协调沟通，“什么都参与，但什么都无法主导。” 我国基层的金融监管体系权责不清、亟待重构。 　　类似观点，在《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走访的江苏、浙江、河南等省同样存在。受访人士表示，我国基层的金融监管体系权责不清、亟待重构。 　　一方面，地方金融办权责不对等，既与“一行三会”的监管边界颇存争议，又难与省联社等机构“和而不同”，仅在诸多机构的交叉点或空白点发挥作用，对于近年来大量涌现的P2P、小贷、担保等新机构，缺少“监管的牙齿”。 　　另一方面，“一行三会”仍沿用1990年代或本世纪初的机构设置，存在监管重叠和空白，且由于缺乏省、市、县层面的统一协调，人力、物力、财力均难与所属权责均衡匹配。 　　受访人士认为，最棘手的是决策、监管、审批和调查等一系列权责在各监管部门之间的分配、协调问题，以及如何减少基层监管资源的重复浪费、防止区域性和系统性风险。 　　“各种新金融机构大量涌现，基层监管力量奇缺，需要顶层设计。”一位省银监局官员直言。 　　金融办“牙齿”何在 　　“我们会被撤还是被并？”前述金融办官员称，地方金融办长期以来就定位不明、权责不清。首要一点，尽管与省银监局、省联社等同属正厅级机构，且与省联社同属于省政府管辖，但金融办的“地盘”稍显边缘。 　　其一，金融办多在“一行三局”（央行、银监局、证监局、保监局）的权责交叉点或空白点发挥作用，且多为协调和联系作用。 　　其二，长期以来，地方金融办没有立规定策的权力，尽管将小贷公司和农村资金互助会等划归其分管，但并不具备制定管理办法之权，仅负有具体监管之责，权责不对等。 　　其三，金融办是否具备监管权也存在争议，尽管一系列新金融、类金融机构的管理工作往往留给了能力相对薄弱的金融办。 　　“监管权日后应该会有，现在新机构太多，‘一行三会’管不过来。”前述金融办官员建议，中央层面颁发牌照的如支付机构等，应由“一行三会”主责;地方政府颁发牌照的如小贷、担保、资金互助会等，则落地金融办。 　　那么问题来了，金融办监管的“牙齿”何在？ 　　融资担保公司在2009年就实行属地管理――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明确融资性担保业务监管职责的通知》规定，各省市政府按“谁审批设立、谁负责监管”原则，确定相应部门负责本地区融资性担保机构的设立审批、关闭和日常监管。 　　2015年8月，国务院法制办《融资担保公司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提出，由各地方政府确定的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融资担保公司的监管工作，并由各级政府负责协调处置其风险。 　　而上述文件中“确定的部门”，即各级地方金融办。 　　前述金融办官员对此表示，不仅是融资担保公司，小贷公司也划归了金融办监管，但他们至多是看看账，走走场，“理论上还拥有一点处罚权”。 　　他建议，地方金融办未来应与省银监局、省联社等“更强大的资源”进行整合，避免央地监管边界随着各类新机构的骤增而混乱。 　　基层系统自身“缺陷” 　　难题长期存在，一定程度还源于基层监管系统自身的制度缺陷――纵向上，表现为省级、市县级金融办之间缺乏协调统筹机制;横向上，金融办与银监局、农办、央行等机构的决策权或重叠，或空白。 　　记者调研发现，各地省级金融办在“纵向上”的权限差异较大――部分较为“强势”，一定程度上拥有对市县级金融办的领导权;但大多数却缺乏实权，与市县金融办“两张皮”，至多是制定文件分发下去，却很难干预其执行。 　　“一个处室通常三五个人，小一点的省金融办总共就10多人。”一名地市级金融办官员说。他所在市的金融办，目前还隶属于该市发改委，作为发改委的一个处室而存在。 　　这一问题到了县级层面则更为明显：一些县级金融办，均隶属于当地发改委或经信委，只有三五位工作人员且流动性较大。另一种情况则恰恰相反，温州等全国金融改革试验区，其市县级金融办队伍则颇为强大，与浙江省金融办鲜有关联，具体工作也很少上报。 　　“一省之内，政令落不下去，风险报不上来。”前述省级金融办官员很无奈，“各省自身并未形成上通下达的系统，管理怎可能有序进行？” 　　横向上，省银监局、省农办和省联社等相关机构与省金融办之间，也常就同一问题各执一辞。 　　以我国农村资金互助组织为例，其形势多样、风险复杂，迄今未确定监管主体和监管办法，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