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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认知 因人而异 面对自相矛盾的信息，人们不仅要依据事实也要依靠直觉来评估潜在威胁。 ? Corbis 30 《环境与健康展望》2015年2月刊·VOLUME 123 / NUMBER 1C 风险评估 风 险认知是决策过程中一个高度个人化的程序，取决于个人根据生活经 历逐步形成的参考框架，以及许多其它因素。过去几十年的研究表明， 当涉及有关健康及安全的决策时，我们最担心的并不总是最紧迫的威 胁，风险顾问 David Ropeik 称之为“风险认知差距”。 表面看来，这种风险认知差距是由无知造成的。然而很多专家包括 Ropeik 及俄 勒冈大学心理学家 Paul Slovic 认为，这其实是我们对威胁迅速做出判断的内在能力的 一种自然延伸，是一种不仅仅凭事实做出判断的能力。“传统观点认为公众比较情绪 化因而不理性，”Slovic 说道，“其实这并不正确。情绪是一种非常复杂的智力形式， 是人类数千年来快速评估高风险演变而成的。” 风险思考 Ropeik 认为专家与公众之间对风险思考的差异，有时反而会导致风险。他指出， 对于进行风险评估的科学家来说，风险的定义是“危害加暴露产生的后果”；但对一 般人来说，风险的定义是“坏事发生的可能性”。而风险沟通并不总能解释“坏事发 生”的主观性。 从立法或研究的角度，风险评估通常包括 4 个步骤：危害识别、危害特征描述、 暴露评估、风险特征描述。风险的定量及定性表达，以及对不确定性的标识都包括在 此过程中。其目标是基于现有的最佳证据、根据最理性的分析做出决定。环境健康科 学家们正在通过系统评估法来探索新途径，以加强这一过程的完整性。 个体在心理上评估风险的方式类似，但风险认知是由多个很大程度上无意识的 情感过程形成的，这些情感过程是科学家与普通人共有的。首先，人脑天生对感知到 的任何威胁产生快速防卫性反应，包括人身威胁、景象、声音、气味、甚至与恐惧或 危险相关联的单词或记忆。例如“化学物质”是环境健康领域的一个常见词汇，有研 究表明该词可以引发部分公众无意识的恐慌反应。 另一种很大程度上无意识的 过程是通过心理捷径迅速对部分 信息做出理解判断。这种捷径之 一就是将部分信息与我们已知的 模式进行映射比对，在某种意义 上来说即“根据封面判断一本书 的内容”。如果我们发现负面关 联性，就会产生恐慌反应，Ropeik解 释道，“如果发现关联性不是负面 的，我们的反应可能就不会那么谨 慎。” 第三，人们在感知一种威胁可 能产生的风险时，其不同特性所具有 的权重不同。例如，那些本质上无法 控制、非自愿性或者对后代构成潜在 风险的威胁，往往比那些可以控制或 自愿承担的威胁更加令公众焦虑。人 们通常会持与他们最有认同感的群体 所持观点相匹配的观点，称为文化认 知。 31《环境与健康展望》2015年2月刊·VOLUME 123 / NUMBER 1C 风险评估 Valerie J. Brown，来自俄勒冈州，自1996 年起为EHP撰稿，于2009年因撰写表观遗 传学方面的文章而荣获环境记者协会的 “杰出解释性报告奖”。 译自EHP 122(10):A276-A279 (2014) 翻译：周 江 *本文参考文献请浏览英文原文 /10.1289/ehp.122-A276 原文链接 沟通的挑战 要实现有效的风险沟通需要意识 到：诸多因素促成了个体风险认知， 其目的在于帮助人们结合直觉与证据 作出最健康的选择。 在风险沟通的所有情感层面里， 信任也许是最关键的。经常与外行人 士就环境健康问题进行沟通的科学家 及专家发现，如果人们感到他们的 忧虑未获恰当处理，就会产生大量 恐惧、愤怒和不信任心理。加州大学 旧金山分校妇产科与生殖科学系教授 Tracey Woodruff指出，当人们不知道 暴露的风险是什么、或者感到自己对 风险的理解被误导，抑或未经同意就 已经被暴露时，最容易产生愤怒与不 信任感。 2014年1月的工业化学品4-甲基 环己基甲醇（MCHM）泄漏入麋鹿 河（Elk River）事件后，西弗吉尼 亚州查尔斯顿市（Charleston, West Virginia）的危机沟通遇到了这些问 题。泄漏的化学物质污染了大约30万 人的饮用水，然而数天过后卫生局官 员仍无法为愤怒而惶恐的居民提供 确切信息。危机终于结束后，卡诺 瓦-查尔斯顿卫生局的执行主管Rahul Gupta指出，重建信任的最佳方法是： 官员坦率承认自己对情况了解有限， 当没有答案时也要如实告知民众。 另外“数字盲”也是一个难题， 许多人很难理解数字尤其是概率。即 便如此，也经常可以看到一些非专业 人士可以很好地掌握概率及不确定性 这些概念，Woodruff说道，“他们的 理解细致入微。你可以告诉他们我们 可能对健康风险了解的不多，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