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门》：一部“产房悲喜录”的诞生.docVIP

《生门》：一部“产房悲喜录”的诞生 　　“我相信‘对生活的真实记录’是观众需求的新趋势” 　　李双双之子被产科主任李家福从母亲的子宫里拿出，蜷缩在医生的手掌，像只小猫。他的父亲立在通道口，目送护士抱着他走进新生儿重症监护室。接着，门重重关上，镜头里再也没有李双双之子。 　　李双双之子没有名字，是个被当地优生科判定为“先天不足”的早产儿。在2016年12月公映的纪录片《生门》中，他是唯一夭折的孩子。 　　“这孩子在世上只留下9秒钟的影像啊。”剪辑台上，导演陈为军、剪辑师萧汝冠和出品人戴年文因这句话沉默了半晌，最后戴年文说：“我们给他写首歌吧。” 　　歌名是《妈妈爱你》，响在李双双之子诞生那一刻。主创想借此表达：一个早夭生命并非不完整，因为人世对他有温情。 　　戴年文对《?t望东方周刊》说：“也许你不会注意到这首歌，《生门》里类似这样包含很大信息量的瞬间有很多，它不缺乏故事，所以看上去才跌宕。” 　　在这部“产房悲喜录”式的纪录片里，增加配乐、强调故事性都是“为了适应电影规律”。 　　但是，真正将院线作为目标，对拍摄过《好死不如赖活着》《请为我投票》、作品曾入围奥斯卡最佳纪录片的导演陈为军来说，这还是首次。 　　“我相信‘对生活的真实记录’是观众需求的新趋势，我想给院线观众提供多一种可能。”陈为军对《?t望东方周刊》说，“这是个小情怀，也是对我这个想法的试验。” 　　“你只能随时随地去守” 　　2013年初，陈为军的摄制组找到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宣传部门，表示要拍摄一部反映妇产科工作的纪录片，项目暂名“人民医院妇产科”。 　　“反映本民族深层次关于生老病死的文化内核”，这主题很大，但他不想拍那种供白领在咖啡厅欣赏的“高大上的纪录片”。 　　要打动普通中国人，风格不能沉闷，拍摄对象也不能过分边缘化――陈为军需要一个主场景拍摄“不端着”的故事，“妇产科”选题应运而生。 　　“‘儿伴生娘伴死’，切口放在产科，是既关注生的问题，也关注死的问题。”产科有悲有喜，“是高度浓缩的滚滚红尘”，陈为军和戴年文一拍即合。 　　但产科主任李家福的第一反应是拒绝拍摄，觉得摄像机或多或少会干扰手术。 　　“机位安排会听从医生意见，绝不影响手术。”陈为军对李家福解释，“想呈现医护人员的工作状态，以及新生命孕育诞生过程中的人间温暖和人性百态。” 　　李家福考虑了两天，同意了。 　　2013年下半年达成拍摄协议后，摄像师在医院附近的招待所住了下来，两台摄像机进入产科，可以自由出入门诊、病房和手术室。 　　曾有外国同行问陈为军为何拍摄对象在镜头前显得自然，他开玩笑：“因为我们穷，团队人很少。”这次的摄制组，导演加摄像一共四人，“干扰因素不能太多，否则别人就把心门都关上了。” 　　成片中，四川产妇陈小凤家的故事是这样开始的：医生告知他们要筹集5万元的手术费保住一大两小三条命。医生离开后，镜头对着拿不出钱的男主人――他眼圈有点红，蹲下身洗了洗水盆中的毛巾，然后为妻子擦拭身体，夫妻二人都没有说话。 　　展现陈小凤家的无力和内心冲突，靠的就是这样的细节。摄像师赵骅和陈为军合作了15年，知道陈为军需要细节。 　　更重要的是长时间跟拍。700多天里，摄像师每天8点多开始拍摄，到晚上实在没素材可拍时才结束，回到招待所，“放下机器就抬不起手了，超越了体力极限。” 　　另外，也不是所有人都能适应闯入生活的摄像机。在两孩政策还未全面放开时，一些偷生二胎的产妇担心曝光；也有拍摄产妇一周后，产妇公婆突然拒绝继续拍摄的。 　　摄制组得到80多个家庭的拍摄许可，而最终签过授权协议、保留影像的家庭是40个。 　　陈为军说自己的拍摄手法很“笨”：“就是守，随时随地去守，讨巧就永远跟不到故事，故事一直是默默发生的。” 　　镜头前的一切都不可预知，也不能像剧情片拍摄一样重来，“守到最后跟那些家庭都熟了，所以才拿到了那么多授权。” 　　“我们做白居易吧” 　　“人民医院妇产科”项目原定只做一部纪实剧，2015年下半年进入剪辑流程后，陈为军开始萌生做电影版的想法。 　　“我发现电影的形式开始易于被人接受。”陈为军说，“更大的想法”是院线观众用脚投票，直接验证现阶段观众是否足够渴求真实记录的形式：“你也知道现在电视的收视率不太客观。” 　　陈为军从40个故事里挑了6个初剪出来，但还缺一个合适的剪辑师。 　　“我们要找到能理解中国文化、熟悉剧情片结构的剪辑师。”戴年文找到了熟识的台湾电影界大佬胡仲光，胡仲光亲自参与后期制作，并推荐有20余年的剧情片剪辑经验、同时担任过金马奖评委的萧汝冠担任剪辑师。 　　萧汝冠花了几次时间才看完初剪素材，因为每看过一个故事就要停下来喘口气。他和陈为军在上海见面，显得“心潮澎湃”：“我一定要剪。” 　　他们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