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青春电影审美风格比较.docVIP

中日青春电影审美风格比较 　　[摘 要] 东方（尤其是东亚）青春电影有着某种共通性，如研究内地青春电影时，台湾、香港的相关电影是不可忽视的参照。中国与日本近年来都涌现出年轻化的，对于青年人的自我意识比较敏感的电影创作团队，两国又都拥有较为相近的文化心理与价值观念，人们所面对的青年问题，对青年人行为规范的要求等也颇为类似，但两国的青春电影毕竟诞生在不同的土壤中，这也就必然导致了二者在审美风格上的同中有异。 　　[关键词] 青春电影；中国；日本；审美风格；比较 　　青春电影正在当前的电影市场上日益彰显着自己的活力。青春电影，指的是以青年人为主要表现对象，以青年人的日常生活为叙事题材，关注青年人的情感世界和成长经历，以青年人为主要的观众对象，以鲜明、独特的青年文化性为主，甚至在主创人员队伍上也主要以青年人为主的电影作品。[1]东方（尤其是东亚）青春电影有着某种共通性，如研究内地青春电影时，台湾、香港的相关电影是不可忽视的参照。中国与日本近年来都涌现出年轻化的，对于青年人的自我意识比较敏感的电影创作团队，两国又都拥有较为相近的文化心理与价值观念，人们所面对的青年问题，对青年人行为规范的要求等也颇为类似，但两国的青春电影毕竟诞生在不同的土壤中，这也就必然导致了二者在审美风格上的同中有异。目前有关青春电影的研究往往针对孤立的国家（地区），但实际上将中国与日本青春电影的异同纳入我们的视野是极有必要的。 　　一、中日青春电影的诞生和发展 　　青春时代对于大多数人来说都是值得回忆的岁月，在电影这一艺术诞生之后，它自然也成为电影中的重要题材。青少年最早在电影之中出现始于20世纪30年代法国导演让?维果执导的《操行零分》（1933）。随后各国的电影创作者们纷纷将青春这一母题引入自己的作品之中，唤起观众对于不同青春情感的回忆与共鸣。 　　严格来说，中国青春电影的发展流变情况较为复杂，首先，在成熟程度和风格取向上，应该分为陆、港、台三个区域分别论述；其次，在对青春电影的态度上，中国从来没有像日本那样将“青春片”视作一个单独的片种，电影人几乎没有创作青春电影的明晰概念。[2]从儒家文化中对儿童“少年老成”的“催化式”期待，到“文革”等政治运动对青少年正常成长的摧残，以及官方意识形态上对于集体话语的强调（如早期内地的青春电影往往是带有集体主义话语的，如20世纪50年代陈怀恺的《青春之歌》、王炎的《战火中的青春》等），青少年的个人话语权长期没有得到重视，青年人的个性也无从在电影中得到释放。随着“第六代”导演的崛起，小人物的生活，小人物日常中感到的迷茫、焦灼、困惑等开始被正视，青春中残酷的一面被搬上了大银幕，此时内地出现了如管虎《头发乱了》（1994）、姜文《阳光灿烂的日子》（1994）等佳作。 　　香港青春电影的发展则先于内地成熟，但与台湾青春电影占据了主流地位不同，香港青春电影是整个香港电影在20世纪80年代腾飞的产物之一。此时的香港青春电影主要是以描写黑帮青少年、街头混混们的颓废、暴力生活的作品为主。[3]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莫过于《古惑仔之人在江湖》（1996）等。在当时香港以商业价值为宗的创作环境下，这一批电影几乎称不上可圈可点。但是值得庆幸的是，新世纪之后，同是作为整个中国电影发展的一部分，香港青春电影也面貌一新，出现了如麦曦茵的《烈日当空》（2008）等具有一定深度的作品，一扫回归之前的低俗不堪。而同样是20世纪80年代之后，中国台湾开展了“新电影运动”，以徐进良、侯孝贤、杨德昌等人为代表的一批导演进入了人们的视野，为人们贡献了一批脍炙人口的电影，如《光阴的故事》（1982）、《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1991）等作品在表现这批导演的人文主义追求的同时也创造了当时台湾电影的辉煌。青春电影在台湾如此风靡，以至于杨德昌曾经认为台湾的电影只有青春电影和非青春电影两种。此时的内地与台湾之间的交流刚刚开始，台湾一方面保留了较为完整的中国传统文化，另一方面由于多年的日本“皇民化”统治和国民党迁台又深受美日文化的熏陶，因此，此时的中国台湾扮演了中国内地与日本文化沟通者的重要角色，台湾青春电影之中的审美取向也势必影响到后来内地青春电影的创作。 　　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的占领，日本青春电影的起步则相较中国为早，20世纪五六十年代，日本一方面已经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全面“西化”，另一方面又抗拒着现状，以至于出现了所谓的“太阳族心理”。而表现青少年叛逆、困惑的青春电影也在《太阳的季节》（1956）之后应运而生。但是这一套喧嚣的话语并没有随着日本社会的稳定发展而持续太久。到了20世纪90年代以及新世纪之后，日本青春电影中叛逆主旋律已经转变为唯美、感伤主旋律，尤其是在以《情书》（1995）、《四月物语》（1998）的导演岩井俊二和《蓝色青春》（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