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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变异学的角度重新认识传播学 　　摘 要：传播学自20世纪70年代被正式引入中国以来，在发展的过程中，传播学是否需要本土化、中国化一直是学术界争论的焦点。为了让传播学能够在中国获得融合发展、建立并形成有原创性理论话语的中国学派，应该挣脱既有研究的思维定式，另辟蹊径，如借鉴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发展的经验，从变异学的理论角度出发，重新思考传播学在中国的学科建设及发展。 　　关键词：变异学;传播学;本土化;中国学派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5）12-0004-04 　　作为一门新兴学科，传播学自20世纪70年代被正式引入中国以来，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是关于传播学是否需要本土化、中国化的问题一直是学术界争议的焦点。作为“舶来品”的传播学，如何能够在中国的文化语境下真正扎根土壤，进而茁壮成长，形成传播学领域的中国学派，是学界专家和学者长期以来努力思考的问题。 　　传播学（Communication Study）起源于20世纪40年代的美国，在一批先行者如哈罗德?拉斯韦尔（Harold Dwight Lasswell）、库尔特?卢因（Kurt Lewin）、卡尔?霍夫兰（Karl. I. Hovland）、韦尔伯?施拉姆（Wilbur Lang Schramm）等人的研究推动下，获得了飞跃发展，并很快传到了英国、法国、日本等国。因历史原因，该学科一直到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后才在中国正式落户，其标志为上海复旦大学的郑北渭教授在其负责主编的刊物――《外国新闻事业研究资料》第1期上发表了《公共传播》一文。同年10月，时任日本新闻学会会长的东京大学内川芳美教授来华访问，为上海和北京两地的新闻学师生及研究者做了以日本公共传播研究为主题的学术报告，这是第一位国外学者在国内讲授传播学，也为日后中国与国外传播学者之间的密切交流奠定了基础。 　　随着改革开放的稳步推进，对外交流日益频繁，传播学研究也随之蓬勃发展，“走出去、请进来”的学术交流格局逐见雏形。1980年1月，《人民日报》副主编安岗赴夏威夷参加由美国东西方中心举办的亚太地区传播学研讨会，并在会上发表学术报告，成为了第一位“走出去”的中国传播学者。1982年4月至5月间，有着“传播学奠基人”之称的美国传播学大师韦尔伯?施拉姆受邀访华，在北京、上海和广州等地的新闻研究机构和大学新闻系开设学术讲座，这是中国新闻学研究者与西方传播学者之间的第一次直接对话[1]，从此打开了中国传播学者与西方学者之间的交流大门。传播学发展至今，双向交流与访学已发展成为一种常态，这种交流常态在促进中国传播学者对西方传播学理论了解、引入、介绍、阐释的同时，也激发了学者们对于传播学是否应该本土化、中国化的思考。 　　传播学研究的本土化，又被称为“传播学中国化”、“中国传播学”、“华夏传播学”等，是通过整理和归纳中国五千年文明历史中的传播现象与事件，提炼总结出中国本土的传播观念和思想，再将其与西方传播理论有效整合，建立起适合中国的传播理论构架，最终发展为集中西方传播精华于一体的中国传播学[2]，具体来说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扎根于中国历史文化资源，搜寻中国几千年来博大精深的传播现象与实践，在归纳总结中国传播智慧和精髓的同时，重新思考西方的传播学理论，使之为自己的传播实践所用，从而建立起中国本土的传播理论框架;二是着眼于中国国情，把西方的传播学理论运用到中国的传播学实践中，以西方传播学理论来回应中国传播学遇到的本土问题。二者构成了传播学本土化研究的两个面，相辅相成，互相关联和影响。 　　“传播学研究本土化”这一提法，最早是由香港中文大学传播研究中心的创立人兼中心主任余也鲁教授在1978年提出的，他认为中国传播学者在学习和实验西方的传播理论之外，更应该利用自己的智慧，从中国的历史中寻找到许多传播的理论和实践，用来充实光大今天传播学的领域[3]。为了践行推广这一学术理念，余也鲁教授和台湾政治大学的徐佳士教授等学者一起奔波于两岸三地，主持召开传播学会议，推动了大陆传播学界在认识、了解传播学的同时，引发对本土化的思考。1982年，第一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在北京召开，确认了运用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的传播学研究16字方针：“系统了解，分析研究，批判吸收，自主创造”[4]，这是大陆学者首次提出要建立符合本国国情的传播学，指明了传播学在中国需进行本土化发展的方向。1986年举行的第二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更是再次明确了传播学研究的任务，即从中国的传播实践出发，逐步形成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传播学理论与方法。此后，本土化、中国化成为中国传播学界研究的重大课题，连续数届会议都以此问题作为议题，相关研究的学术论文也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这股传播学本土化的思潮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