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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与经学论文――理学书论与书家人格.doc
书法与经学论文――理学书论与书家人格
钱穆先生曾专门写了《理学与艺术》长文,对理学影响艺术(主要论画)作了深刻的阐述。虽不少精思,启迪后学,但对书法评价阙如,实在遗憾。今从书法与理学角度析之,以补其缺。
每一个时代的美学思潮都来自哲学思想,而书论必然受到主流思潮的影响。三教合一对中国书法的渗透,奠定了中国书法美学思维的高度。儒家的文质彬彬,里仁之美,至大至刚;道家的大朴不雕,天地大美,玄淡清远;佛禅之空灵圆融,即心是佛,心法为上等,无疑左右着书法创作。只有到了宋代,文化转型带来了巨大的观念更新,历史进入到近古时代,书法也出现了变化。在书学思想中,典型的是“理学书论”的出现,影响相当深远。尽管许多学者深挖中国艺术精神的实质,高言是创变、阳刚等,实际上忽略了中国文化发展的特殊性――致中和的书论思想方为主流。徐复观说中国文化是“心”的文化,应该限定在宋元明清,内倾性奠定了一种特殊的文化形态。这个时期在书法上,最典型的是“理学书论”的盛行,它是为理学文化之分支。理学文化是理学影响圈与书论所发生的种种关系的总和。宋代理学的发展促进了传统儒学的思辨化,作为宋学核心的理学家涉足书坛而形成了理学书论,起点甚高。(参考吕总《宋代理学文艺论纲》)
一、理学书论对文艺的影响
自宋以来,融合三教而归宗儒学的理学,史称新儒学,有着包容多种学术思想而统一于儒家的气度,改造了原始儒学的思维结构。儒家为经学之丰流代表,其中以理学影响最大,宋元明清直到现在,虽然内部分化主要为道学、心学之异,也包括蜀学、洛学、闽学、关学、濂学、新学之争,最后都集中体现在程朱、陆王之论战中。尽管对“宋学”“汉学”之争各不相让,但经学作为主流文化,已经深刻地烙入书法理论与创作实践中。理学最大的思维特点是“外透天道,内彻心性”,即天人合一。自宋至清,可以说主流书论是理学书论(有专文论述)。理学对待艺术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在修身层面上,强调“敬”“反省”“涵养”“持养”的妙用,主张“艺道一体”。“涵养德性”是理学家共同之追求。子思《中庸》已提出“德为圣人”命题。程颢进一步提出:“德性者,言性之可贵,与言性善,其实一也。”实际就是“性即理”也。程颐则曰:“性禀于天,才禀于气”。养气修心如对至尊即对天理。钟人杰《性理会通》载:“程子曰:某写字时甚敬,非是要字好,只此是学。”这可以看出以书体道之典范。
(二)在文道关系上,或主张“文从道中流出”,或言“艺道双进”,或言“道重艺轻”。理学家认为:“和顺积于中,英华发于外。”认为学养的作用明显。但多数认为“道重器轻”,把文艺都视为“形而下”的东西。程颢认为:“文必贯道”“器必贯道”。
(三)在创作方法上,强调“心性”,力主“性灵”――性情与灵机的结合。强调“内外交相养”,从心性与天道两方面结合看问题。程子认为:“心通乎道”;朱子的“心统性情”说最为典型。心中未发则为“性”,无善恶;既发出来则为“情”,有善恶。最后还得回归“天”乃为“性灵”。
(四)在审美功用上,倡导“天趣”与“人功”的结合,最终追求“天人合一”。强调“格物致知”“格物穷理”,尤其重视“天成”“天全”“天放”“天德”等内容,所谓“尽性以知天”。
(五)在审美风格上,主张“沉潜敦厚”,“从容中道”,有圣贤气象为贵。也喜欢平正端庄,反对欹侧放荡。朱熹对苏东坡、米南宫的责难如“把字写坏了”,过分批评其夸张姿态,但有时又肯定其“英风逸气”。
(六)在艺术品格上,强调人品对艺品的作用,“书关德性”,“人品即艺品”。这是理学家追求“孔颜乐处”、仰慕“圣贤气象”、培养“浩然之气”的具体表现。而文艺之功用必须体现“圣贤气象”,体现一种超然、博大、刚正的人格,是宋儒普遍的共识。
理学家的文艺观有时前后矛盾,这是因为他们自身兼有道学家和文艺家两重身份的原因。
(七)思维上的“物必有对论”所开创的辩证精神。从《易》开始的“阴阳之道”“相摩相荡”到邵雍的“一分为二”命题,二程《遗书》的“天地万物之理,无独必有对,皆自然而然,非有安排也”。体现出宋学的理性精神与辩证法思想。
二、理学书论的巨大影响及特点
自宋而后,尤其是南宋,理学逐级对书法的渗透,日见明显。元代统治者将朱子著作提升为考试标本,学术与政治结合,其影响至为巨大。明代更官方修著《性理大全》,以程朱之学作为取仕依据,清代统治者也注意理学的治世作用,偏于调和人民与统治者的矛盾。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重视心法。所谓“书为心画”,既重视古法,更重视心法。元代郝经提出了“书法即心法”的命题。明代相穆《书法雅言》特重“心相”之说。清刘熙载《艺概?书概》提出了“书尚清而厚,清厚要必本本于心行”之说。他由此提出“书为心学”之说。都丰富了“书为心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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