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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语言水平对意义协商类型使用的影响 　　摘 要： 近年来，关于意义协商的研究逐渐增多，但鲜有关于类型使用的研究，更忽视非言语形式的意义协商。本文使用定性研究方法，收集初级/高级阶段汉语学习者与汉语初级、汉语高级、本族语者在话语互动时产生的意义协商类型情况，统计两组意义协商类型数量，并将两组进行对比，发现异同，最后进一步分析产生异同的原因。 　　关键词： 语言水平 意义协商类型 个案研究 　　1.引言 　　话语互动研究如今已经成为一个广有影响的二语习得研究趋势，该研究模式的核心理论是Michael Long的互动假说（Interaction Hypothesis），这里的互动并非指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互动，其实质是指语言能力较强的说话人对话语结构的认知调整。研究不同教学条件下意义协商的数量和类型的变化，成为近年来一个新的研究方向。基于以上发展趋势，本文主要探讨在目的语环境下，汉语初/高级阶段学生与不同水平对话当中的意义协商类型的变化，并分析产生不同变化的原因。 　　纵观意义协商的研究领域，其主要内容可概括为五个方面：（1）对意义协商理论模式和构成特征进行探讨;（2）运用实证方法，说明意义协商在促进输入理解、修正输出及语言发展等方面所起的作用;（3）对意义协商话语的研究;（4）研究意义协商和某些因素之间的关系;（5）不同的任务类型、参与方式，任务参加者的个体因素对意义协商数量的影响。从以上内容笔者发现，第一，关于意义协商，研究者多使用实证定量的方法，定性研究较少，缺乏对语者使用意义协商时心理变化的追踪和探讨;第二，不同因素对意义协商数量影响的研究较多，对于不同语者之间所使用的意义协商类型的研究寥寥;第三，所有关于意义协商的研究关注点多在于言语协商，忽视非言语类型协商。基于以上问题，本文以个案为例，在目的语环境中，使用定性研究的方法，收集初级/高级阶段汉语学习者与汉语初级、汉语高级、本族语者在对话时产生的意义协商类型情况，统计两组意义协商类型数量，将两组进行对比，发现异同，并分析产生异同的原因。 　　2.研究设计 　　2.1受试 　　上海某高校的5名学生参加了该研究，具体的学生学习情况请见表1： 　　表1 受试者汉语学习情况表 　　2.2研究过程 　　第一步：本文以汉语初级阶段学习者Lily为中心，给出话题，要求Lily与另三名学生各进行十分钟对话，笔者对三段对话进行录音。 　　第二步：本文以汉语高级阶段学习者Sara为中心，给出话题，要求Sara与另三名学生各进行十分钟对话，笔者对三段对话进行录音，对话结束后再对Lily、Sara、Mike三人进行有关意义协商类型使用的访谈。 　　第三步：统计两大组的意义协商类型使用数量情况，并将两组数据进行对比，发现异同，进一步分析产生异同的原因。 　　2.3数据收集和数据分析 　　数据收集和数据分析有如下两个步骤：（1）统计不同配对下意义协商数量;（2）统计不同配对下意义协商的输出类型和相关数量。收集数据之前，笔者先将五组对话和三组访谈（共计101分9秒）的录音进行了如实文字转录，共计18549字。 在进行步骤一，即统计意义协商数量时，笔者首先确定了意义协商的类型。根据Long（1980）的观点，意义协商包括六种方式： 要求澄清、确认核查、理解核查、重复自我话语、重复他人话语、扩展，在本文中，笔者另将非言语形式的意义协商，在此将（7）手势的使用加入统计行列，以期可以更全面地探讨意义协商使用类型。 　　3.结果与讨论 　　3.1统计结果 　　笔者将录音转为文字，分析对话，找出意义协商的使用现象并将其归类，具体结果请见表2和表3： 　　表2 初级阶段学习者配对组意义协商类型使用统计表 　　表3 高级阶段学习者配对组意义协商类型使用统计表 　　基于上述两表的数据，我们可以发现，从发生意义协商的总量看，相同语言水平的学习者在配对交流时，产生的意义协商数量很少（Lily和Tina组数量为19，Sara和Zoe组数量为16），当受试者都为初级阶段学生时，不仅总量少，协商类型使用单一，而且将不同语言水平的学习者进行配对，则产生更多的意义协商。对此，笔者分析，在相同语言水平之间，特别是当一方学习者处于初级阶段时，由于语言能力的限制，这就决定低水平的学习者会因为词汇、句法掌握不如高水平学习者，而向对方提出问题，而高水平学习者也会因此而调整自己的话语结构，做出意义协商，适应对方的语言情况，促使对话继续进行。在相同语言水平上，若二者都为初级阶段学习者，则会因为语言能力不足，而潜意识避开不懂的地方，减少意义协商的发生，抑或是由于话题选择和使用的语句结构简单，不需进行意义协商就可使对话顺利进行;若二者都为高级阶段学习者，他们对汉语的运用娴熟，基本范围内的对话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