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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个人经验与他者的哲学 马丁·帕鲁斯 我明白，所有一切听起来都是那么全面，那么不确定，那么不切实际，但是，可以对你保证的是，这些显然很幼稚的话语，都是来自于在这个世界里一个具体的但并不总是轻松的经验，如果我可以这样说，那么我知道我在说什么。 ——瓦茨拉夫·哈维尔《政治与良心》 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神就乐意用人所当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了。 一方面，现代科学及其成果、技术和人类历史的现代概念这些客观知识证明了自身的客观存在，并且为那些致力于使现代国家的“根基”合理化的意识形态教条提供了支持。另一方面，拥有具体生命的个人，被置于自然世界的地平线内的主体，正日益被非人格的机制所压迫和奴役。人类正面临着被自然世界驱逐的现代危机，不只是被这样或那样的具体事件所危及（导弹、环境污染、非道德的政治制度），而且同时还面临人类的内在使命、自我认同可能被毁灭的危险。在科学真理和无限进步的名义下，整体性、非人格化以及陌生的芸芸众生，都在试图剥夺人类的个体责任和良知，将人类降为仅仅是“客观的”、“历史的”利益的执行者。我们如何看待此种危机？瓦茨拉夫·哈维尔的回答很简单：坚守我们的根基。“对极权主义最有力的反抗很简单，就是将其驱逐出我们自己的灵魂、自己的环境、自己的土地，将它从当代人类中驱逐出去……重申人类的责任就是对一切不负责任行为的最自然的屏障。” 一、非人格的统治与哲学的终结 帕托切克曾经指出十九世纪两股影响颇深的思潮——实证主义和马克思主义——都包含了哲学终结的观念。尽管他们之间存在分歧，但无论是倾向实证主义的学者还是马克思主义者，都一致认为，他们出自各自立场的表述乃是人类历史上最终的哲学行为，随之而来的是哲学完全失去了其存在的理由。两者都相信他们达成了一种对存有的态度，而人类过去、现在与将来的实存都可以此为基础。他们还认为，所有意义深远而合理的问题，都可以完全被置于这一基础之上，而此基础本身则必须被视为人类此后一切奋斗的毋庸置疑的预设。实证主义与马克思主义运用一种具体而明确的答案的特殊概念，或者更确切地说，运用一种回答人类所面临的所有问题的预设概念，取代了哲学，即对智慧的爱——那是一种尽管存疑却亘古不变的认知态度。按照这些教条的宗旨，人类所拥有的“科学的世界观”，已经被假定达到了本体论的高度，看起来已获得了人类生活的最终答案。 实证主义哲学以人类转向实际的演变阶段（继神学和形而上学的阶段之后）而结束。阐释、揭示与展现日常生活规律的任务已经从个别的实际“科学”（物理、化学、生物、地理、社会学、心理学等等）领域转而建立在一个统一的数学的基础上，或更准确地说是数理逻辑学的基础上。因为哲学（实质为形而上学）并不能产生它所探寻的主题，在当今世界它已经失去其地位与意义。科学实践每日都在揭示特定现实的客观规律，从而已成为人类保证自身“美好”生活的唯一合理的途径，而根据现代阐释，“美好”生活便是在肉体和精神上拥有充盈的物品和动产的生活。毕竟，只有科学才能够为人类开启“技术”的可能性，满足个人身体、文化与社会的需求，组织起人类社会的最理想生活，保证人类沿着进步方向不断向前——由坏到好，由少到多，由自然状态的无序到一个没有冲突，被完美而彻底地组织起来的人间天堂。 马克思主义同样认为已经不需要进一步的哲学探讨，即没有必要继续追问其自身的预设。的确，马克思主义者也将科学实证主义及其对事实的顶礼膜拜视为某种天真和偏见的态度。与实证主义者相比，作为黑格尔继承者的马克思主义者认识到，对事实的认识并非绝对的认识，而始终只是一个根据具体问题的具体回答。因此，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重要的不是对真实性的理论阐释，而是洞察人类实践的本质，并且洞察人类现实的结构以及掌握其运动的规律。毕竟，这一学说的奠基者卡尔·马克思已经提供了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因此，再三地解释世界，试图不断地提出哲学命题是无意义的。后者表明其对什么是人类实践缺乏理解，也就是说，根据唯一真理性的马克思主义的阐释意图，后者对改变世界的时代已经到来这一事实缺乏理解。马克思之后，哲学只能继之以革命的意识形态，继之以建立在马克思“理论”教诲基础上的“技术”指导，即如何根据客观的、合乎规律的趋向，实即包含在“存有”这一概念中的趋向，去完成这种改变，并引导人类朝着历史早已决定的方向前进。 不论是奥古斯特·孔德（1798-1857）还是卡尔·马克思（1818-1883）的信徒都如此设想，为实现理想的人民主权，以及如他们所见的人类统治的完美世界，就必需通过演变，而这正符合了人类存在本身所包含的基本趋向。对他们来说，其它的可能性绝不会出现，因此有关人类存在的主要的本体论问题，他们也认为已经有了确凿无疑的解答。无疑，这两方也存在着观点的分歧，即这一人民主权的形式以及实现它的最适当方式。但基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