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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与津冀之间隐性土地资源流动研究 　　摘要京津冀区域面临着严重的资源紧缺、生态环境恶化和发展失衡的问题，亟需制定科学合理的区域合作新机制。京津冀之间紧密的产品贸易背后隐藏的土地资源流动情况可以为新机制的建立提供科学支撑。这种隐性土地资源的流通情况可以用生态足迹来表征。因此，本研究主要运用京津冀三省市之间的投入产出矩阵来计算北京与津冀之间的生态足迹转入和转出量，并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北京的社会经济发展需要周边津冀生态生产性土地资源的支撑，尤其是河北的农用地资源，包括耕地、林地和水产养殖用地。从生态贸易类型来看，2002年和2007年，就北京和河北之间生态足迹流通情况而言，北京是净生态输入型，属于“贸易逆差”；河北是净生态输出型，属于“贸易顺差”。2007年北京对津冀生态资源的使用量比2002年有所下降。总体而言，北京对河北生态生产性土地资源的消耗对河北的生态压力不大，其中，水产养殖用地的生态压力最大，2007年水产养殖净流量占河北水产养殖土地的54.27%。2002年北京对天津生态生产性土地资源的依赖加大了天津的生态压力，林业用地和水产养殖用地的净流出量分别是天津相应承载土地面积的4.96倍和3.57倍；2007年，北京对天津生态土地资源利用程度降低，随之，北京对天津生态生产性土地资源的压力变小。尽管2007年与2002年相比，北京对河北生态生产性土地的消耗量降低了，但是，由于河北土地利用结构的变化影响着北京和区域的可利用的土地资源质量和生态环境质量，国家和北京应该帮助河北保护其土地资源，尤其是河北东南部的农田资源在区域中承担着重要的绿色隔离作用，应该受到严格的保护。此外，京津冀区域应该制定整体空间开发战略，加强土地资源保护力度，合理布局产业结构，构建生态安全格局。 　　关键词隐性土地资源；生态足迹；省际间投入产出数据；京津冀区域 　　中图分类号F062.2； X171.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04（2016）01-0097-08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601014 　　北起燕山山脉，西到太行山区，东至渤海之滨，南拒华北平原，京津冀在地质、地貌、气候、土壤以及生物群落等方面是一个完整的地域系统。当前，该区域面临着严重的生态破坏、环境污染以及发展失衡问题。为了缓解首都的生态环境压力和解决区域生态环境问题，实现区域内部的协调发展，国家提出了实施京津冀一体化发展战略。由于同处于一个完整的地域单元内，京津冀三地之间存在着自然资源的相互依赖、环境污染物的相互传输和生态空间相互连通的关系。定量辨识这些关系是制定京津冀生态环境合作政策和措施的基础。京津冀三省市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贸易关系，这背后隐含的是紧密的土地资源相互依赖关系。一地地方的土地利用格局的变化不仅会导致本地的生态环境变化，还会通过一定途径引起周围地区乃至整个区域的生态环境变化。为了制定合理的区域产业转移政策和生态环境合作机制，构建合理的土地开发利用格局，实现区域生态安全，有必要研究北京与津冀两地之间的土地资源相互依赖关系。 　　1研究的主要问题 　　就国内而言，北京与津冀两省市在土地资源方面的关系最为紧密。由于土地资源是固定的，并不像水资源是流动的，因此，土地资源的相互使用和依赖关系是不易被人察觉和进行定量分析的，而且在制定生态环境合作政策和措施时这种关系往往被忽略。经过分析发现，国际上生态足迹模型的发展以及国内省际间投入产出数据的发展，使得我们可以运用基于投入产出表的生态足迹模型来定量分析北京与津冀两省市之间的土地资源相互使用关系。 　　生态足迹是一种分析资源利用情况的工具，它用生态空间大小来表征人类对自然资源的消费水平，主要是用生态生产性土地来测度人类在自然资源利用和吸纳废弃物两大方面的需求，据此对自然资源的可持续性做出评价。Rees[1]以及Wackernagel and Rees[2]最早提出生态足迹的概念、理论和计算方法。国内外学者后来又对生态足迹的理论和计算方法进行了完善。至今，关于生态足迹的计算方法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基于实物表征的生态足迹基本模型[2-4]。这种模型主要是基于资源消耗账户的，具有表达直观和操作性强的特点。另一种模型是基于投入产出分析的生态足迹模型。这种模型主要是利用经济学上的投入产出表，通过不同产业的土地投入产出系数得到不同产业对生态生产性土地的占用情况。这种方法在识别生态环境影响与产业和资源利用部门之间的真实关系，以及辨识区域之间的生态足迹流通情况上提供了便利。该种方法最早由Bicknell[5]提出，之后Ferng[6-7]利用土地乘子分解矩阵对该方法进行了改善。国内外的其他学者也依据研究区的特征，在Ferng模型基础上因地制宜地进行了修改和完善。国内的研究包括曹淑艳和谢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