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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坚守与创造中寻求认同 　　2016年5月6日，第四代导演吴天明的遗作《百鸟朝凤》上映，当日排片占比 2%，票房 27.7万，至5月12日，《百鸟朝凤》上映一周的票房只有 365万。由于排片占比已降至 1%左右，这意味着《百鸟朝凤》的最终票房将不超过 500万，这种结局对于命运多舛的《百鸟朝凤》来说充满了悲情色彩，不仅一千多万的制片成本无从回收，发行团队半年来的所有努力也将惨淡收场。山穷水尽之际，以志愿者身份参与发行的劳雷影业总裁方励 12日晚在新浪微博视频直播做出了引发巨大争议的极端举动：下跪恳请院线增加排片。经过自媒体的高频转发，方励下跪事件迅速成为舆论焦点，看似无奈之举实质上演变成一次事件营销。靠着这种话题热度，《百鸟朝凤》的票房发生了戏剧性逆转， 13日以 1%的排片占比收获 174.5万票房，场均 33人， 14日排片占比大幅提升至 4.3%，票房 886.7万，场均 39人， 15日排片占比进一步提升至 7.2%，票房 1224.4万，场均 34人，之后《百鸟朝凤》的排片占比继续提升， 19日最高达到 11.3%，票房与上座率虽有所下降，但仍保持在较高水准。 6月12日，在下跪事件一个月后，《百鸟朝凤》的票房超过 8500万，一部本来被市场所冷落的影片的命运就这样不可思议的改变了，中国电影市场的不确定性又增添了一个独特案例 [1]。 　　由于影片表现的是农村传统手艺人在社会变迁中的命运，再加上吴天明“第四代”的标签，《百鸟朝凤》理所当然被划入艺术电影的范畴并引发对中国艺术电影市场境遇的热烈讨论。由于方励下跪事件过于极端，因此无论《百鸟朝凤》在票房上取得多大成绩，对其他艺术电影的市场操作都不具备任何参考价值，如果说这一事件还有积极意义，那就是借助媒体的力量放大了电影的创作诉求：对行将消失的传统文化的无奈与感伤。 　　一、坚守与市场的错位 　　在目前的市场环境下，《百鸟朝凤》的市场境遇谁都可以预见，这也是该片 2012年底拍竣后一直没有发行方愿意介入的原因，因为明星、 IP题材、视效、话题、受众基础，这些当前决定电影票房的因素它都不具备。此次影联传媒愿意接手纯粹是出于对吴天明的敬重，影联传媒、方励以及志愿者三方拼凑的 300万元也仅能覆盖基本的发行费用，根本不可能展开有效宣传，这样看来，《百鸟朝凤》在搁置 3年后还能够顺利进入院线上映，已经算是幸运，如果还奢望比较好的票房成绩，本来就不现实。《百鸟朝凤》 5月6日上映第一天排片占比 2%，票房占比却只有 0.1%，场均 3人，这样的市场表现只能迫使院线进一步削减排片。 　　近年来，艺术电影导演、制片方、发行方对院线的指责时有所闻，实际上这些指责并不符合市场逻辑。院线作为电影产业链的终端，独立的市场主体，它必须与电影制片方、发行方结合成利益共同体才可以生存，只不过这种结合着眼于利益而非情怀，因此，不考虑院线的利益诉求，单方面要求院线支持艺术电影是不切实际的。实际上，除了万达院线凭借自有物业的租金优惠和影院布局的区位优势能够保持良好的盈利能力外，绝大多数院线的日子并不好过，有些甚至处于亏损状态。因为虽然银幕数量和票房总量多年来一直保持高速增长，但随着运营成本的不断上升，票价、场均人次和单银幕产出这些决定院线盈利能力的关键指标并没有相应的提升。根据广电总局披露的数据， 2015年中国电影平均票价 35元，场均 23.2人，单银幕产出 139.3万，与前几年相比，基本上是持平状态。院线在自身生存都倍感压力的情况下，没有义务为艺术电影而牺牲自己的商业利益。 　　《百鸟朝凤》是吴天明对艺术电影最后的坚守，这份坚守却很难获得当下主流电影观众的共鸣，仍然沿用“第四代”现实主义电影创作模式拍摄的《百鸟朝凤》，不论影像层面还是叙事层面，都没有考虑与市场的对接。虽然影片有深刻的文化反思，也具备强烈的情绪感染力，但如果没有方励下跪这一事件，相信没有多少观众会对农村唢呐匠的命运感兴趣。如果说吴天明是出于一种艺术家的文化使命感拍摄了这部电影，那么只能说当前的中国电影市场并没有为这种情怀留出空间。没有人会否认这种坚守对一个国家电影发展的价值与意义，但问题是，在一个完全市场化的环境中，这种坚守很难获得认同，侯孝贤、贾樟柯、许鞍华、王小帅、张艾嘉、娄烨，这些近年来比较活跃的艺术电影导演，无一例外也都面临这种坚守的困境。在市场环境没有实质性改变之前，应该试着在坚守与市场中寻找一种平衡，否则，就不应对市场抱有多大期望。 　　二、艺术电影的市场环境 　　中国电影行业自 2002年确定产业化改革方向以来，受益于经济结构转型和文化产业振兴政策，大量资本进入电影制作、发行、放映、衍生品开发以及网络售票、播映领域，使中国电影产业呈现出高速发展的局面。中国电影产业发展的速度可以从简单的数据对比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