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有资格投票：民国选举权变迁探析》.docVIP

PAGE 1 PAGE 7 谁有资格投票：民国选举权变迁探析 熊秋良 摘 要：1912至1949年，民国政府进行了多次国会选举。在此过程中，虽然因应于限制性选举向普选制的过渡，选举权逐渐由差异趋向平等，但国人的民主选举观念并未受到培养，选举权常被军阀和政党玩弄于股掌之中。总体而言，中国近代选举权的变迁也是中国民主政治由共和走向党治时代的一个面相。 关键词: 投票；选举权；选举法 近代选举制度奠基于资产阶级“天赋人权”理论和人民主权学说，尽管19世纪西方各国已相继进入普选时期注释： [1] [法]皮埃尔·罗桑瓦龙：《公民的加冕礼：法国普选史》，吕一民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 年版，第5页。 ，但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各国公民才真正拥有普遍、平等的选举权。 中国近代选举滥觞于清末，民国建立后，逐渐成为国内政治生活的重要内容。北京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先后举行了第一、二届国会以及制宪国大选举。在此过程中，虽然因应于限制性选举向普选制的过渡，选举权逐渐由差异趋向平等，但国人的选举权常被军阀和政党玩弄于股掌之中，使中国民主政治建设质量大受影响。 一、民国肇始与有限选举权 近代中国首次将普通公民的选举权诉诸于法律规定，是在民国元年。 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3月，临时政府正式公布了由临时参议院议决通过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4月，临时参议院迁至北京。根据《临时约法》第53条的规定，约法施行后10个月内，由临时大总统召集国会，国会组织法及议员选举法由临时参议院制定。8月10日，袁世凯颁布了由临时参议院制定的《国会组织法》和《参议院议员选举法》、《众议院议员选举法》，各地依据选举法的规定进行了第一届国会选举。选举法关于国民选举权的文本规定如下： 凡有中华民国国籍，在选举区内居住满二年以上的男子，有下列资格之一者，年满二十一岁，有选举众议员之权：（一）须纳直接税二元以上或有价值五百元以上之不动产；（二）须小学以上毕业或小学毕业相当之程度者。[2] 周康燮主编：《中华民国史事日志》（一），存萃学社编集，（香港）大东图书公司1981年版，第52～53页。 可见，只有具备上述财产额度与教育水平者，方有权投票，选举国会议员。其时，关于选举权的具体限制条件，临时参议员在制定选举法的过程中，曾展开过激烈的辩论，其中财产和教育程度的限制无疑是辩论的焦点。许多议员尤其对原议案的财产限制表示了不满，然而表决的结果却出人意料，原条款获得通过。 纵观临时参议员对选举权的辩论和规定，体现了社会精英对民主共和政治的追求，也从法律制度上构建了政权的合法性来源。但是民初选举制度从某种意义上说，是西方选举文化的衍生，与中国传统相涉不多，由此造成选举的法理建构与国人心理认知对接的难度。这在临时参议员对选举权辩论方面就可得到反映，即根深蒂固的传统士大夫意识与依法享有和行使选举权利的理念难免产生凿枘。 以选举权的财产限制为例，“纳直接税二元以上”的规定明显移植了日本的做法，脱离了当时中国的实情。因此，选举法公布后，即遭到全国工商界的强烈反对。他们认为选举法摈弃商民所纳的税厘、铺捐及其他公益捐于直接税之外，是有意剥夺其选举权。为此，全国商会联合会、京师商务总会、中央商学会和中国保商会联名致电袁世凯，指责选举法置工商者选举权于不顾：“夫代议士与租税为比例，商民担重大之租税，而于国家大计曾未提及，有义务而无权利，五洲万国未之前闻。国会议员八百余人，其中有资本而纳税最多者几人？……言之可痛。”[3]《全国商人参与宪法之请愿》，《申报》1914年1月6日，第3版。 一些商会还致电临时参议院及国务院，请求选举法“加入各省商会每省额定参议员一人”[4]《工商部指令第二四五号》，《政府公报》1913年第277号，第10册，第210页。 。面对工商业者的请求，临时参议院却以法令不便朝令夕改为由，予以拒绝。 民初国会应是资产阶级性质的立法机关，但在国会选举过程中，资产阶级的权益不但没有得到保障，反而在选举法中遭到排斥。为何西方保护资产阶级利益的国会选举移植到中国，竟限制了资产阶级的权利呢？这实耐人寻味。究其原因，一方面归因于多数议员的学究气，照搬外国的选举法，固守外国“学理”，拒不考虑中国的具体情况。另一方面，在于中国资产阶级本身的经济力量微弱，还不足以引起临时参议员的充分重视。且多数临时参议员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与工商业者较少有经济联系，没有直接的利害关系，因此，他们对资产阶级的请求漠然处之。此外，中国士大夫阶层传统轻视商人的思想，更遮蔽了部分议员的视野。只要将他们对“寒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