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州方氏与社会变迁－－兼论地域社会与传统中国的论文.docVIP

　　徽州方氏与社会变迁－－兼论地域社会与传统中国的论文 《方氏家谱序》云：“歙以山谷为州也，其险阻四塞几类蜀之剑阁矣，而僻在一隅，用武者莫之顾，中世以来兵燹鲜焉，以故故家旧牒多有存者。”［①a］封闭的 地理 环境 ，造成汉唐以降宗族聚居的格局，以至“千年之冢，不动一抔；千丁之族，未尝散处；千载谱系，丝毫不紊”［②a］。宗法制度下的 农村 社区生活呈现“家给人足，居则有室，佃则有田，薪则有山，艺则有圃。催科不扰，盗贼不至，婚嫁依时，闾阎安堵。妇人纺织，男子桑蓬，臧获服劳，比邻敦睦”［③a］的中世纪田园风光， 历史 在这里仿佛“定格”了。然而崇山峻岭并没有把徽州与传统 ４７．４％强。就方氏而言，参与明初宗支 合同 的１０个大派中的４个是在这一时期迁居徽州的。可见。唐末五代是向徽州移民的第二次高潮，其广度和深度远远超过由汉代方纮开始的第一次移民潮。 　　 社会 动乱是方氏向徽州山区迁徙的第一位原因。宋代佘坡分派的形成直接与方腊起义相关（在本文第二部分论述）。元末明初的社会动乱造就了歙淳方氏的最后一个分派－－磻溪。磻溪派始祖天泽是方储５４世裔孙，属干的一脉。天泽原属苏村派。苏村位于徽杭通道一侧，居 交通 要冲。《磻溪成性派·天泽小传》载：“元至正壬辰（１３５２）寇氛扰攘，乡曲备历艰危，继以征敛繁杂……祖居当孔道，因避地卜迁，与诸父昆季徙于磻溪家焉”［①d］。《方氏族谱》（磻溪成性堂抄本）对天泽迁徙的经过及原因作下述说明：“因红巾作乱，祖居地当孔道，避于磻溪之上。.待洪武定鼎始偕昆季卜居，后裔奉为成性祠始祖，是为成性派”［②d］。磻溪在深山更深处，安全自然更有保障。 　　方氏迁徙的第二个原因是土地与 人口 的矛盾。“徽之山大抵居十之五，民鲜田畴”［③d］，方氏移入山川平衍处聚族而居，经过几代人的繁衍生息，人地矛盾必然会尖锐起来。于是有进一步的分支迁徙，从而使山区的开发向纵深发展。３４世承威迁居瀹坑后，到第４１世子华迁瀹潭，其间经过６代１５０年左右的时间。《瀹潭分派世系》指出子华是因“派衍繁盛，人稠地隘，乃于南宋绍兴间去井坞里许卜基，筑室而居焉”［④d］。人地矛盾也是桐庐白云村方氏继续向徽州迁徙的原因。 　　第三个原因是经商或宦游。例如，环岩派上路口支第４３世千，“宋末时商游滁州，留家全椒县”。从千的小传还可知，千“尝游蜀中，倦还江南，因睹滁之全邑峰峦秀拔，遂寄籍焉”。可见千曾在四川经商，后又商游全椒，最后定居该地。 　　分析上述方氏迁徙的原因，可以看到歙淳方氏１２派（康熙九年１２派订立轮祀柳亭山真应庙合同，比之洪武四年１０派宗支合同增加２派）中有６派是因社会动乱而迁入徽州的，占总数的二分之一，其中大多数是在唐末、五代。另有４派则是因人地矛盾而迁徙的，其中有３派是由瀹坑分支派生的。其时间则主要是南宋。此外，还有苏村、环岩２派始迁原因不明。以商业和宦游迁徙者均未直接构成大派，但１６世纪后，因商业迁徙者在远地构成新的门、房支系则甚多。 　　从汉末方纮始居江南歙东乡，到唐末、五代向徽州山区的迁徙以及南宋时在徽州境内的进一步分支移徙，与 阶层仍是转移、减缓宗族内部矛盾冲突的特有机制。作为一个生存系统，徽州宗族具有自我调节的功能，富有张力。 　　方氏族人对宗族的归属感是建立在尊祖敬宗的基础上的。上述在祖宗面前不分贫富人人平等的观念便是由此派生的，其理论根源便是 儒家 学说的核心－－孝。方氏《成性祠宗谱叙》（１６４４年）云：“子与子言孝，父与父言慈，兄与兄言友，弟与弟言恭，推之与事君者言忠，与交友者言信，皆孝也。”孝派生忠，忠也是孝，“百行孝为先”。由此而推导的结果是，当孝与忠发生冲突时，作出孝优于忠的选择也是合于儒家 伦理 的最高原则，也是理所当然的。《方氏会宗统谱》卷一九《太学广居方先生墓志铭》记载，方启大以“祖父母在不敢以身从”为由，拒绝参加抗清斗争，不但未遭到人们非议，反而被作为孝的典范受到环岩方氏的推重，其墓志铭也上了方氏会宗统谱。儒家学说本是以家庭伦理为基础构筑起来的，所以孝被推崇到至尊至高的地位。这套理论对维持 农业 时代 农村 宗族、家庭的稳定十分有利。只要能保持家的利益不受损害，在孝的理念下，完全可以心平气和地接受改朝换代的事实。 　　宗族是封建国家的缩影，也是封建国家统治的基础，因此反封建国家的斗争其矛头所向往往首先对准宗法统治。据《桂林方氏统宗谱》卷四《忠义彦通方公传》载，北宋宣和年间“朱勔以花石纲媚上，人多出其门，竞为刻剥，深山穷谷之民，罔克奠居”。东南地区阶级矛盾十分尖锐。当时在民间 传播 着食菜事魔教，该教教规之一是“不事神佛祖先”［②f］而主张“同党相亲相恤”［③f］。以“同党”取代同祖，直接与宗法观念相对抗。方氏族人方腊利用食菜事魔教，组织起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