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约谈法治化研究_孟强龙.pdfVIP

行政法学研究 2015 年第 6 期 行政约谈法治化研究* 　　 孟强龙 （江苏漫修律师事务所，江苏 无锡 214007 律师） 　　 摘　要 ：行政约谈契合了社会治理由“反应型”向“预防型”转变的时代任务，内化了服务 行政的理念，迎合了公民参与行政的需求。行政约谈有广义与狭义之分，狭义的行政约谈是外部 约谈，指行政主体在相对人有违法之虞或轻微违法时，通过约请谈话、说明教导、提出警示的方 式建议相对人纠正违法行为，以避免违法之风险的行为。行政约谈具有独立价值，作为行政指导 表现形式之一，具有非权力属性。实践中，行政约谈发展出了决策参谋型、纠纷协调型、违法预 警型、执法和解型、督办处罚型五种模式，并出现了强制化、过度化的异化倾向，亟需纳入法治 化轨道。 关键词 : 行政约谈 ；概念与类型；法律属性；异化与法治化 中图分类号 ：DF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5-0078（2015）06-099-20 研究缘起 为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部署，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 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深化改革的决定》）指出，全面深化改革 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而有效的政府治理必须切实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创新行政管理方式，增强政 府公信力和执行力。 从管理到治理的转变，是对福利国家危机、全球化等现实挑战的回应，以形成“善治”为核 心的社会治理体系为目标，从而构建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新型关系。 2014 年 10 月 23 日，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 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依法治国的决定》）指出，法律是治国之重器，依法治国是坚持和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重要保障，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正如杨建顺教授所言，在一个特殊的时期，一些法治之外的做法可以解释，但是随着社会形 势发展，这些做法应该纳入法治的轨道，四中全会应该是一些“法外之地”的转折点。然而，一 直以来，公法学的基本性视角是通过法院以及法官的眼睛来思考如何处理既已发生的纠纷，即它 有着将法作为病理学而予以把握的特点。① 相反地，我们今天所论及的要求则是着眼于现实运行中的行政活动以及对其加以实际规制的 * 本文是在“第十届中国法学家论坛征文”一等奖获奖论文《行政约谈法治化研究》的基础上修改完成，感谢 苏州大学黄学贤教授对原文的指导，同时感谢中国政法大学刘飞教授在“论坛获奖论文报告会”上的点评，编辑老 师亦提出了中肯的修改意见和建议，在此一并致谢！当然，文责自负！ ① [ 日 ] 大桥洋一 ：《行政法学的结构性变革》，吕艳滨 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年版，第 5 页。 99 行政法学研究 2015 年第 6 期 法律。行政约谈作为当下的一种“时髦”的工作方式，却并未引起理论界的足够重视，专著付之阙如， 文章寥寥可数。 众所周知，行政法学是一门实践性和应用性极强的学科，立足实践，注重回应现实需要，因此， 理论界与实务界对同一问题的“冰火两重天”的态度并不多见，据此，我们相信这是一个被理论 界冷落、但需要引起关注的问题。 对运作中的行政约谈进行法治化的研究，是对机械地利用行政执行法律这一预定论调的否定， 通过实证性的研究，即观察现实的行政活动，廓清行政约谈的概念与性质，建构行政约谈的类型， 揭示行政约谈的异化现象并分析成因，以实现行政约谈的法治化、本土化，推动法治政府建设与 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 约谈作为一项颇具中国特色的制度，却并非我国大陆地区“土生土长”的产物，而是从